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
这句话出自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
他经过研究发现，在同一国家中，富人通常比穷人快乐，但富国不见得比穷国幸福，而且财富超过一定的水平后，长期而言，所得增加并不会增加快乐。
这一发现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引发西欧、RB等诸多国家幸福感研究的热潮。
如果徐洛回答是，就等于认同他的观点。
如果回答不是，就必须要拿出足够多的反驳理论。
面对理查德的问题，徐洛微笑着道“首先感谢USC大学给我的机会，其次也感谢理查德先生愿意让我走上这里做学术交流。”
“对于理查德先生的理论，我认为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还不够，因为经济学难以摆脱用经济手段来破解【伊斯特林悖论】的模式。”
“请说出你的看法。”理查德面带笑容道，“你觉得该从哪方面来看待？”
徐洛从容不迫地回答“应该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否则，单光从经济学来看，这个理论有些缺陷。”
“我认为影响幸福感的五个维度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社会和谐。”
“而且幸福感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同时人们的幸福感也随着时间推移、条件改观、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
理查德静静听着他的话，既没有点头赞同，也没有开口反驳。
徐洛接着道“从幸福的根源和存在形态看，幸福来源于社会关系，幸福感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
“因此，对幸福感研究需要从经济学转向到社会学，将对社会处境和社会阶层的考量加入主观幸福感判定中来，只有将幸福感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
“并且与幸福感相对应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才可以对幸福感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
“同时将幸福感归结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阐明个体只有被置于社会结构和与他人的互动过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幸福感的社会内涵。”
“从经济学转向到社会学？这是个有意思的方向。”
理查德若有所思点头，“我确实没有将社会文化及社会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考虑在内，现在我需要更加考虑人在社会活动中各种行为的复杂性。”
徐洛又道“为此，我提出一个模型，理查德先生可以按照我说的模型做数据研究。”
他拿起粉笔到黑板前，写下自己的模型。
“这个数学模型结构包含两个层级，即微观层面的个人属性变量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变量。”
“基于我的模型，我认为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不能单独看收入增加也能使幸福增加。”
理查德看着他写下的模型，认真将其抄写下来。
因为他需要从其他方面进一步修正自己提出的幸福悖论。
“感谢Mac带来的数据模型，我会做认真的研究，如果确实如你说的那样，我会修正自己的理论，使其变得更加完整。”
理查德笑着道“看来Mac对社会学也很有研究，我恰好也有这方面的疑问。”
既然是学术讨论，话题自然不能停留在刚才的话题上面。
接下来理查德又提出他所擅长的领域和研究的方向，比如生育供求分析理论、人口经济变动长波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