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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企业改制方案里充满着悲悯的情怀，心里面有国家，更有人民！”首长的这个评价，是真正读懂了赵无极的改革方案的。
作为重生者，对于国企改制这一块，赵无极最怕的是重蹈平行时空覆辙，一是数万亿国有资产被贱卖，二是数千万下岗职工陷入生活的绝境。
或许，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赵无极的改制方案，除了这两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外，其他的内容，譬如操作层面的一些东西，与平行时空的改革也大同小异。
有些观念，赵无极此时还没有提出，譬如“国退民进”，因为一个县域的企业改制，与这种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理念，还有一定的“距离”。
……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卢江县委和赵无极的动作都快了起来。
5月24日，星期天，卢江县委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体县委常委、非常委的副县长以及县委办主任陈立德、政府办主任宋克非、县人大主任尤轶农、县政协主席关儒林等人。
会上，胡永生传达了中央关于设立卢江县为“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的通知，同时向会议报告了赵无极撰写的《卢江县企业改制暨工业发展方案（草案）》。
胡永生首先强调，这个方案，中央已经批准（向会议出示了中央首长批示的复印件），因此，常委们就不要议论要不要实施这个方案了，而是要将思维的重点放在如何实施这个方案，全县干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指挥。
但是，“兴高采烈”的胡永生没有想到，当他把“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指挥”两句话讲出来后，立即就遭到了与会者的“质疑”。
他们“质疑”的，不是“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本身，也不是“企业改制方案”本身，而是为什么中央会专门对卢江作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他们这种“质疑”的语气是委婉的，语调是温柔的，但在胡永生听来，却有如“晴天霹雳”！因为他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与县人大、政协以及委常委们通气，然后再上报中央。
而赵无极在听到“质疑”声后，也猛然想起所谓“组织程序”的问题，胡永生此举，显然是不太讲规矩了。
经过艰难的挣扎和考虑，胡永生只得承认是他自己的“过失”。他说，赵无极同志在写出企业改制方案后，他的本意是拿到省里以私人身份请求省里专家和省委领导提意见的，谁知省委领导看到方案后，很高兴地就拉着他到了京都，直接去请示中央，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看了改制方案后，也非常赞同，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果。
胡永生这样一解释，众人的气也就差不多消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那么，中央此举有没有违反组织程序呢？当然没有！一国之最高政权，有权对领土内的任务事项作出直接指示或命令，其责任则由最高政权承担。
如果最高权力机关有一个命令，必须层层传达，才算符合什么，那么这个国家就永远谈不上“快速反应”。
胡永生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但赵无极却知道，这些人的“质疑”并不是针对胡永生去的，而是针对赵无极来的。
不过，赵无极也没表示什么。该他说的话他才说，不该他说的话他又何必说。是骡子是马，先溜溜再说。这些人的“质疑”，有可能看不惯赵无极火箭式的上升，有可能看不惯要“挖社会主义墙角”，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企业的影响。
赵无极对那32家企业的《建议书》，同样保持着“质疑”，他觉得，内在的原因不会那么简单。
在“中央”二字的压迫之下，常委（扩大）会议做出了两个“决定”和成立了两个“机构”。两个决定是：《卢江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精神努力发展卢江经济的决定》和《卢江县委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改革的决定》。
两个机构，一是“卢江县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二是“卢江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卢江县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胡永生；副组长：安福林、赵无极（常务）；成员：尤轶农、关儒林、李江林、刘昌平、袁永庆、赵历法、陈文敏、吴宗康。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陈立德。
卢江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胡永生；副组长：安福林、赵无极（常务）；成员：郑丹强、许蜀康、张圣元、李江林、李苹、刘昌平、孟恩远、袁永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袁永庆（兼）。
两个决定，争议不大，但两个“机构”却引发了争论甚至争吵。
这两个机构的人员组成名单，之所以引发“争吵”，在于赵无极最初拿出的名单，并不是这样子的。在赵无极看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县委挂帅没问题，但成员应以县政府方面的领导为主，再加上县计委、县工业局、县轻工局、二轻局、县财政局等相关职能局即可；而“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因为涉及到的问题更深一些，赵无极拟就的名单里包括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县计委、县警察局、县工业局等相关职能局。
但是，“职能局”领导进入领导小组，当即遭到了否定，理由只有一个：级别不够。补充意见是，这些职能局可以进入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另外，在企业改革名单中，人大尤轶龙、政协关儒林两人，却表示不愿意担任相关职务。他们的理由是：改革是个新事物，他们并不是很懂。
最后就变成了上面，而且人员几乎“膨胀”了近一倍的名单。赵无极也只得同意，他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华夏的体制以及办事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扭转的。
在两个机构中，胡永生和安福林两人，虽然是“组长”和“副组长”，但实际上是不管事的，真正负责的是赵无极。但加进来这么多人，赵无极在有一个想法后，必须先在“领导小组”内部做通工作，然后才能形成方案。
做人的思想工作，赵无极并不怕。但这样的体制放在其他地方，谁有赵无极那逆天的能力，以及直通中央的背景？
或许，从这小小的“人员名单”上，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华夏改革几十年，人们真正记得住的却只有“包产到户”、“下岗工人”等少数几个词汇，前者是农民的首创，后者是一个时代的伤痛。
……
常委（扩大）会议是是“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个会议后，就是正股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全县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就叫“动员大会”。
根据赵无极的想法，在“动员大会”之前，应该召开一个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征求会”，但遭到了胡永生的否定；在“动员大会”之后，还应该有几个专门性的工作会议，即按照赵无极最初给胡永生说的那些，譬如调查研究，譬如建言献策等，在调查研究里还有“清产核资”项目，那需要用到相当多的财会人员和监察人员，抽调哪些人员，也确实需要研究，并要与主管部门领导通气。
动员大会的召开，代表东风吹，战鼓擂，事情就可开干了！于是，赵无极便以“常务副组长”的身份提议，召开一个“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以便确定抽调各单位人员。但是，除胡永生、安福林表示同意外，郑丹强、许蜀康、张圣元、刘昌平、孟恩远等人都表示，“赵书记，些许小事，你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发个文就是，没必要再开一个会议了吧？”
赵无极想了想也对，便炮制了一个文件，抽调包括财政局、工商局、税务局、工业局、轻工局，以及部分企业的财会人员以及县纪委的工作人员，拟组成至少5个调查组，深入各企业清产核资。
纪委的工作人员非常积极，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了县委会议室报到，等待分组；其他部门的人员也来得不慢，在接到电话之后的半个小时内也赶到了会议室。
由于赵无极对各单位的业务骨干人员并不清楚，因此来的这些人，赵无极觉得他们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两位同志明显身体有病，但他并没有深思，还以为各单位的人员构成本来就是这样的。
根据赵无极的计划，这些人到了会议室后，要填一张昨时借调到“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表格，这个表格，自然是赵无极设计的，需要填写的项目并不多，但大多集中在学历、所学专业、原单位所从事工作以及年限等。
当办公室工作人员，即赵无极自己的通讯员文达把各单位派来人员填写完的表格，汇总到一张表格上交给赵无极时，赵无极连续发出了几声冷笑：尼媒，这就是国内的“非暴力不合作”？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