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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官员的，还有南安县的嗟远山。
因为是郡县两级的行政结构，县不是三级结构下的县，嗟远山的地位并不低。
嗟远山在南安目睹了陈健起步的几年，也和陈健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他明白现在南安的一切，是靠陈健撑着，一旦陈健倒了，南安的繁华在一年之内就会变得萧条。
南安已经有大半和陈健绑在了一起，尤其是作为政绩的标准石油作坊、运河、化工作坊和玻璃以及钢锭作坊。
这些东西，换了别人接手，就会一蹶不振，嗟远山很清楚里面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
在这次请愿之初，嗟远山就已经默许甚至决定做一次政治投机。
他是仔细分析过利弊的。
叛乱的罪名，安不到他头上，财阀共和之下，造反的理由很多，但唯独没有北方侯伯国的谋逆罪。
其次，叛乱这种事也不容易发生，郡守没有兵权，有兵权的人后勤掌握在中央手中。
再次，当年划分郡县的时候，那就是早有准备，不是画的直线，而是将各个郡之间拆的七零八落。无论是险要之地，还是鱼米富庶之类，都拆开了，郡图古怪，或是长条或是被切入，任何一个郡都没有单独成事的资本，郡守们脑袋也清醒的很。
如今那些有野望的人，都在各显神通。
北方某郡，利用统一后的土地重分，遏制豪强，批量制造自耕农，捞取政治资本，顺带造势舆论宣传，大有此人为王则天下笃定的气势。这人便是陈健在戏剧上的“引路人”孙湛口中的那位郡守，处处以当年姬夏的行为加在身上。时而站在自耕农那边，时而站在大土地主那边，时而挑唆小手工业者，时而又和承包商和大商人勾肩搭背，手段娴熟，竟能获得多数人称赞。
先是利用旧贵族土地重分的机会，制造了大批拥有地产和票权的自耕农，获得了声望，实际上这是既定政策，只是他执行的比较完美。
随后又挑唆有大量富商投机商作坊主的议事会通过了一项对自耕农极为不利的决议，借助自耕农的愤怒重新推选了议事会，替换掉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本地人物，但暗中扶植了另一批新的富商和作坊主。
暗中挑动家庭手工业反抗，引发了承包商和富商的恐慌，反手就震压了小手工业者，但是将之前反抗的恐慌后遗症留给了承包商和富商，让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能稳定住局面，获取了他们的支持。
看似乱成一团的这个郡，在他的政治手腕之下，议事会基本沦为了摆设，形成了一种除了信任他没有别人可以信任的局面。
而这位郡守也是的确有才能的，郡县发展的也是极为不错，故而威望极高。加上又笼络了不少的戏剧家、小说家之类，经常称赞，不断鼓吹很受自耕农欢迎的王权至上的理念，可以说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嗟远山在闽郡，又只是个县令，起步就比此人要晚的多。
况且，闽郡是座因为海湾半岛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议事会的势力本就强大，南安县又是个矿产众多的地方，嗟远山想到自己能做的，就是把矿山收归国有，但问题是这么做肯定会“民”怨沸腾。
本来以他的身份，将来的路已经铺好了，但尽头也就是一郡郡守，临老之时或可进入都城，但永远不可能进入决策圈。
陈健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另一种机会，尤其是看到短短几年迅速积累起的财富之后，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现在闽郡最为富庶的县就是南安，包括闽城在内如今都是一片萧条，唯独南安还在不断地增加人口和赋税，而且民声极好。
的确，政治投机有风险，可风险越大带来的利益也更大。
如今舞台已经出现，胆小的人永远没有资格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胆大的人则可以借助每一次可能的跳板，完成自己的夙愿。
嗟远山在和陈健的那场酒宴后就想清楚了，既然北方的那位“前辈”可以玩弄手段以自耕农作为支柱，自己比这个是比不了的。那么为什么不另辟蹊径，自己以新的工商业的支持者作为突破口呢？这是一条别人没尝试过的途径，但正是别人没尝试过，自己的机会才大。
这工商业的支持者，肯定不是支持那些旧行会，那些人轮不到自己支持，反正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换一些还是幼苗的、但是看起来将来会茁壮成长的支持，才有可能翻盘。
在南安，他看到的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对所谓的无为而治、自由放任、政府适当调控的那些理念，颇为新奇的同时也着实下了一番苦功研究。
看的多了，越看越是心惊，想一想墨党宣传的那些东西，再想想闽城被挤跨的一些行会，以及学宫和在南安新建的技校、科学实用技术学院等一些新的东西，让他看到了另一条路。
比如陈健的玻璃作坊，就平板玻璃而言，让这个作坊只存在两种人。作坊主和雇工。
而旧的行会，则存在四种人。行会领袖、玻璃师傅、学徒和普通作坊主。
陈健的玻璃作坊无耻至极，丝毫不顾及之前的行会规矩以及那些工匠师傅的荣耀，旧行会散的散跨的跨。
旧行会的玻璃作坊不能无耻至极，因为还要用孝、尊重、荣誉之类的东西去维护师徒传承，以亲缘、师徒名分之类的去维护行会内部的安稳，至少面上要过得去。
嗟远山终于明白过来，那些行会规矩看似温情，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行会领袖的利益，而更为无耻无情毫不把这些荣耀、名誉之类当成事的赤果果的只剩下银币交易的陈健式的作坊，会把那些旧的东西全都挤跨。
天下纷纷皆为利来、天下纷纷皆为利往，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比什么行会师徒情谊要强的多——所唯一要做的，就是赌一把，赌陈健式的作坊，能不能扩大的别的产业，让别的产业也不需要师徒传承之类的东西，学徒和干了五年的人差距并不很大。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将来谁胜那就不言自明。
嗟远山不知道这其中赌对的几率有多少，但却知道一旦赌对，自己就是所有官员中最了解新作坊新时代的人——而新时代的矛盾是什么？新时代会出现哪些旧时代不曾出现的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处理？
他正在看，南安和闽郡也正在给他演示。
他正在学，每天都要花出时间翻看墨党的一些小册子，以及托人每隔几个月从都城捎来的那些新的关于权利、经济之类的小册子。
他不怕，因为他明白看的越多，经历的越多，将来处理起来也就越娴熟。
翻遍史书，凡是青史留名的人物，没有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那样的人注定平庸，不可能名留千古，更不可能在逐渐稳固的局势下逆袭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
在南安，他是最先看到煤油灯、玻璃板、炸药、木轨路和铁路、化学制酸碱的人，更从赋税中了解到这些东西给南安带来的财富。
在南安，他是最先注意到墨党在南安那种近似无孔不入的活动的，凡有底层处、皆有墨色人。
底层，基本上被政权放弃的。原因很简单，入不敷出，管理成本太大。嗟远山冷眼旁观，看着墨党在南安不断活动，心中明白就以南安现在的局势……除非国人议事大会宣布禁绝墨党，否则南安县令换了谁，都必须明白该和谁站在一边。
运河修通之后，嗟远山亲自去主持了竣工典礼，因为在去之前已经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运河一通，闽城用煤皆出南安，运费减半之下，其余煤矿难以生存。以每年两成之土地分红，临河土地之利以售卖，两年之内便可比得过一座农业为主的小县。
标准石油作坊成立之初，陈健就已经承诺：三年之后股票可以交易买卖，若他在南安，在交易之地便在南安；若他已升至闽郡，则股票交易之地就在闽城。况且，这标准石油只是一个开头，若是其余工商业能够采用这种模式募集资本，借助运河转运矿石之便利，闽城数年之内就可重焕光彩，甚至可以吸走临近郡的大量失业人口。
轧花机出现之后，嗟远山本来也担心大量人失业，但是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借用一些手段缓解了这些失业的人口……一年不到，棉花有利可图之下，大量的改粮为棉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只要把时间掌握好完全可以容纳下这些失业者。
……种种这些问题，都是旧时代所不曾出现的，如果换成是他一无所知，恐怕处理起来就难以施展。
嗟远山觉得自己很幸运，离时代的浪潮很近，可以更近地观察这一切，从中学习不断进步。
那些老旧的路，论资排辈，路已经排好，自己怎么也爬不过去。
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自己这辈子的野心，赌在这条新路上？
他不关心墨党的政治诉求，但却知道这些政治诉求中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不关心底层到底怎么样，但却知道墨色分子可以让他明白今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处置。
知己知彼，读了墨色分子的小册子，才能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互相利用，借助墨色分子的行动，才能彰显南安平稳而闽城无能。
和闽城中那些推诿的老人已然不同，即便闽城的那些人还有年轻的，却已经老气沉沉。
嗟远山相信，自己和北边的那位“前辈”都在尝试触摸新时代——是保持共和传统不变采用新的统治办法缓和矛盾？还是断绝共和传统走向完美君主的开明专制？
这两条路横在眼前，老一辈已经没办法和他们比了，只看新一点的这些人把赌注压在哪里。
嗟远山把赌注压在了保持共和传统上，所以就不得不适当依靠墨党来代替完美君主来缓和将来的矛盾。
为此，他密切地关注闽城的动静，也从陈健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知道的消息。
他只做了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却让人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以县的名义问陈健私人借款一万银币，买下了陈健从上游运来的粮食，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时候，派人将粮食运送到了闽城。
大局为重，他写给闽城的信里，说不能让闽城粮价飞涨，这些粮食虽然不多，但也是他担着风险截留了一部分商人“强制”收购的，一切为了稳定，一切为了大局。
而事实上，他知道闽城的粮价马上就要掉下来，上游还有很多的粮船正在顺着闽河而下。
但他送到闽城的粮食，则是第一份官方的平价粮。
之后的粮价暴跌，也是在他大肆宣传运来了粮食之后，至于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一万银币的粮食起了大作用……很多闽城人觉得还是有关系的。
第二件事，说动了早已经准备背叛煤业同盟会的南安的一些矿主，主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集会那天，赶往闽城。
仍就是大局为重，要答应雇工的请求先保持闽城的稳定，让闽城的作坊重新运转。
实际上，他知道这些雇工的底线，不是和矿主签订条约，而是请愿议事会从根本上解决工会不是行会允许存在的问题。
但是，他“劝说”下以大局为重的煤矿主，是第一批主动前往闽城平息这场纷争的煤矿主，也是第一批倒戈的觉得可以和矿工商量的矿主。
只两件事，无需多做。
合理合法，分内之事。
态度鲜明，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