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外交总长陆徵祥与美国公使芮恩施都在，李谕随即又问道：“陆总长，如果联系到美国资金，在京城开一家医学院及配套的医学院可以吗？”
当着芮恩施的面，陆徵祥只能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欢迎国际上的资金进行教育及卫生方面的投资。”
李谕说：“非常感谢。”
既然要利用洋钱，何不让协和这个项目早点落地哪。
事后，颜福庆和胡美博士在饭店招待李谕，表达感激之情。
席间，李谕说道：“希望两位博士开展一点微生物学研究，我虽然不太懂医学，不过回顾历史就能发现，西医开始发生蜕变只有短短几十年，正好对应了微生物学的发展。”
“确实，”颜福庆赞同说，“如果没有巴斯德先生以及科赫先生，恐怕整个西洋医学还在研究瘴气。”
胡美说：“记得三十年前霍乱大流行，大部分德国医学权威依旧坚持瘴气理论，抨击研究会上科赫提出的霍乱弧菌致病说。”
胡美说得已经很委婉。
当时这些医学权威甚至当众喝下了霍乱病人的粪水，扬言这股液体就像最纯净的水。
“也？”李谕纳闷了。
然后心想，他那个时代估计每个人都知道胆固醇一词，而且冠心病好歹是二十一世纪致死率排名第一的疾病。
持有这种观点最出名的就是袁克文和民国初年对国党很重要的一个日本人北一辉。
“恰巧看到罢了。”李谕笑道。
大体上就是应夔丞和洪述祖这两个二五仔想要编造点事情，从袁世凯那儿骗钱。
李谕只好说：“暗流涌动，太平盛世还早着哪。”
孙作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是自己放弃的党权。甚至为了避嫌，他此前已经去了日本，方便宋教仁管理国党。
仅仅三天后，刺杀案就告破，两人全部落网。
但真要比较起来，两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一说，只能说哪个更适合国情。
——
反正西医起步确实晚，全靠微生物学和此后分子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
“如此重大的奖项本人不敢痴心妄想，”颜福庆说，“只是经手太多死亡病例后，想要减轻点心理负担。”
连老外自己都承认：“百姓一直以为医生2400年来在救死扶伤，但他们至少错了2300年。”
矛盾无法调和，二者只能选一。
德国、印度则另外选举出了一个总统作为吉祥物，即所谓的议会共和体制。
颜福庆说：“我也读了许多报道，可惜仅仅存在动物模型，深层次的机理仍旧未能研究明白。”
医院中，宋教仁已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手术前拉过于右任做了遗嘱：
“吾殆将不起，有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心尽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袁世凯认可这个建议，但他要见到真正的黑料才给钱。
此前的内阁选举中，国党成为了多数党，虽然没有超过多数，但宋教仁可以按照西方多数党组阁，然后多数党党魁担任总理的传统出任新一任总理。
过了几分钟，毫无意外的几声枪声响起，月台上顿时乱作一团。
日本、英国选择的是天皇作为吉祥物，称为君主立宪国。
因为就算知道有人行刺，他也一定要北上。
胡美说：“将来李院士出国，可以依靠声望再拉一波教授过来。”
李谕说：“微生物学属于先进学科，最好能从欧美请点教授。”
破案虽快，麻烦的事却才刚开始，因为后面两人的身份太特殊了。
李谕突然想到：“此前我看新闻，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一篇论文解释了胆固醇与冠心病的关系。”
而袁世凯想要的是有真正实权的总统制。
“走吧。”
李谕感觉脑壳疼，但自己不可能拦住他。
——宋教仁想要的是议会制，总理说了算，最起码能够制约总统袁世凯。
但疑案不疑案的不重要，关键是宋教仁的死深刻影响了民国政坛走势。
而中国这边，“瘴气”早就沦落成一个单纯的地域黑贬义词，许多文人被贬到南方，气愤之下就说几句南方遍地瘴气之类的话。
洪述祖虽然上头还有现任国务总理赵秉均，但他是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的亲信。
真是没谁了！
同时喝下粪水的权威有20多名，结果无一例外都得了霍乱性腹泻，拉到虚脱。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杀手的上家应夔丞，以及应夔丞的上家洪述祖。
上海巡捕很重视，破案相当快，因为刺杀当天就有消息传出，此案与一个叫做武士英的杀手和他的上家应夔丞有关。
袁世凯曾想拉拢宋教仁，送了50万银圆，没想到宋教仁不是奕劻，压根不吃这一套。
可叹宋教仁至死都希望袁世凯走向共和。
“今天一个古董店老板告诉我，有人想暗杀我，”宋教仁轻松道，“但这怎么可能！暗杀是我们国党的老本行，关公门前耍大刀？”
按下快门时，李谕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从今以后动乱就要开始。
这次应夔丞想弄个大的，说宋教仁在日本有黑料，需要花30万经费买来，绝对能够搞臭他，然后让他当不成总理。
他们已经成功合作过一票：应夔丞在上海组织个搞革命的皮包小帮会，然后通过洪述祖从袁世凯那里骗来5万元，说是可以摆平此事。
吕碧城用力握着他的手：“千万要安全，到了上海，立刻发电报。”
接着就是按照宪法推行责任内阁制。在这种制度下，总理的权力非常大，总统甚至成了吉祥物。
“危险的话我更要与你一起去！”吕碧城坚持道。
而相反的，美国总统权力就很大。
杀手武士英就不用说了，不过是个寻常杀手，拿钱办事。
造成这种差异是因为他们分别为议会制与总统制。
走到火车站候车大厅，李谕看到了宋教仁和黄兴、于右任、廖仲恺一行。
颜福庆道：“建设医学院配合医院，是主流做法。我也希望能在医学院中完成更多疑难杂症的治疗，甚至可以治疗可怕的冠心病。”
但直到今年，俄国科学家才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胆固醇会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
效率之高，堪称民国之最。
怎么说哪，属实有点扯。
而且通过应夔丞，又找到了他的上家：洪述祖。
就是说他不想当吉祥物。（其实宋教仁甚至都不想让袁世凯当总统，而是倾向于更好控制的黎元洪。）
候车大厅中，黄兴看了看怀表，对宋教仁说：“要启程了。”
黄兴心情激荡，泪流满面，找过李谕说：“听说先生有一种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我想拍一张遗照，昭示天下！”
届时他们感谢李谕救命之恩，必然会卖李谕面子，留在中国多教几年。
“我肯定会的。”李谕说。
所以议会制国家往往需要有一个有名望同时在位时间长的人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而且这是正儿八经的民选总理，而非此前的任命总理。
只是没想到，袁世凯知道宋教仁之死后也很意外，他发电严查真凶，并且让黄兴参与调查。
但他们一个都没有死，所以权威们仍旧认为科赫是错的。
理解了这些，就大体明白宋教仁与袁世凯的矛盾所在了。
胡美诧异道：“李大学士，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连胆固醇这个词语都能说出！”
应夔丞这个人以前当过孙先生的保镖，同时与陈其美关系密切。
医生极力抢救，但枪伤太重，宋教仁终究撒手人寰。
宋教仁摆摆手：“再说了，上海滩青帮老大是我的好朋友陈其美，不管黑道白道，想暗杀我都没那么容易。”
首先最值得怀疑的第一嫌疑人肯定是袁世凯。
李谕走过去，小声对宋教仁说：“宋先生，这里很危险，有人想要刺杀你。”
民国时持什么观点的都有。
李谕连忙打断她：“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此时医生无能为力的情况多了去，但医者仁心，这些医学从业者都想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
“我知道了。”李谕温柔道。
贝尔几人玩得差不多后，下一步就是去上海大同大学讲讲课，然后伊士曼也要在上海开设售卖点，不管是假托洋行还是自己开，基本都要选在上海，以方便辐射南方诸省以及日本国。
宋教仁突然笑道：“怎么你也这么说？”
“可是……”李谕说。
等一战开打，应该更好拉拢。尤其法国学者，他们要是不早点走，就得上战场。
宋教仁站起身，与他们一同走向月台。
稍微解释一下，各位一定知道德国总理、印度总理，但没几个人知道德国和印度还有总统吧？
德国和印度的总统没什么权力，完全是象征意义的存在。
李谕笑道：“弄清楚这个，少说也是一块诺贝尔奖。”
袁世凯说过：“不怕谁用暴力同我争天下，却怕革命党的政党内阁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贝尔他们选的时间真是巧，到达上海火车站时，天色已经晚了。
医学很吃资源的，培养一个优秀医生并不容易，但越是乱世，越需要医生。
所以说这案子是桩大悬案，争吵了一百多年。
吕碧城本想与李谕一同南下，但被李谕婉拒：“现在外面不安全，你暂时留在家里。”
手术后，他的情况没有好转，宋教仁又挣扎着拜托于右任等人给北洋政府发去电文：“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至于袁世凯，按照他自己说的，这时候杀宋教仁，不就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谁会如此愚蠢？
也有点道理。
胡美说：“我会设法联系。”
国党的于右任、廖仲恺等人都是优秀笔杆子，立刻在报纸上发文攻击北洋政府。
但黄兴不会用，只能让李谕代拍。
颜福庆说：“今后医学校成立，我们一定按照院士先生建议，专门开设微生物学课程及相关实验室。”
民国一桩顶级大疑案就此诞生。
李谕笑道：“等你什么时候可以把手枪练到和我一样的命中率后，我就带你。”
议会制国家，总理是老大（有些国家叫做首相）。
<div class="contentadv"> 但议会制国家有个问题：总理会被议会制约，不太稳定，经常换人。典型的就是日本，首相当不了一两年就被换掉。
李谕从包中拿出便携式照相机递给他。
按照以前西医的水平，看医生真心不如自己等着痊愈，起码不会被治死。
直到国党在议会中成为多数党后，袁世凯越发明白，宋教仁与自己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但仔细想想就知道不可能。
“有危险？”吕碧城神态紧张起来，“现在已经天下太平，能有什么危险？”
而与上述议会制不同，总统制国家其实效率反而会高一些，因为不用总是吵来吵去。
而应夔丞显然是在吹牛，因为宋教仁太干净了，哪有什么黑料。
因为宋教仁死了，袁世凯就没有了政敌，无敌于天下，是最大受益者。
但还有人怀疑是孙先生以及陈其美下的手。
因为他们认为宋教仁已经架空孙先生，控制了国党，所以孙与陈其美想要陷害袁世凯，同时发起革命，一箭双雕。
至于“瘴气”这词，东西方都有，不过早年间的西医是真信。
黄兴、于右任等人连忙带着宋教仁赶往医院。
此案直到李谕穿越前没多久，才真相大白。
于是洪述祖发了好几封电报催促应夔丞提交黑料，见他迟迟拿不出，最后一封电文里突然有了“毁宋酬勋位”的暗示。
就是这个暗示，促使应夔丞花了一千大洋雇凶杀人。
所以说，这件事整体上和现任国务总理赵秉均没关系，袁世凯也没有下令杀人。当然袁世凯的做法很不干净，毕竟抹黑对手的事情不能放到台面上来。
总之，一代英才宋教仁竟草草死在了两个名不见经传只是为了搞钱的纯二五仔手中，实在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