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安给李谕在工字厅安排了一个办公室及住处。
至少民国时期，不管学生还是教授，清华的住宿条件都要远超北大一截。
很多民国的大师或者从国外来中国视察的大学者，基本都会选择住在清华工字厅，比如泰戈尔。
受唐国安校长的要求，李谕这段时间在学校里上点课。
其实清华不缺老师，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美国过来的老师。
论授课的本事，李谕都不如讲台上会卡壳的爱因斯坦，不过李谕胜在有超前一百年的认知水平，能够在高屋建瓴的层次上进行指导，说出一些超前观点。
从教育学上看，对学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另一边，谢煜希也很给力，回了趟美国后利用卡耐基基金会以及卡耐基的巨大号召力，又带回了三名老师：两名女老师、一名男老师。
这几名老师的薪水将直接从教育基金会支取，不占用清华的办校经费。
早期来清华的美籍老师，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女老师多过男老师。
多点女老师也有好处，起码对国内风气开化很有用，——没有女老师，怎么招女学生。
存在两种想法的学生都不少，并且第二种想法慢慢地会越来越多，——物极必反呗。
侯德榜诧异道：“你的数学这么差？去年停课之前有一次数学月考，你得了多少分？”
吴宓苦涩道：“后面根本听不懂，作业可怎么办？”
刚说出口，他就意识到自己问得太多余，以侯德榜次次考第一的水平，肯定又是满分。
谢煜希道：“洛克菲勒先生早有在远东投资教育的情况，看到我们的基金会取得如此成果，已经蠢蠢欲动。”
如此安排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课程。
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是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有更多接触英文的机会。
真够随缘的。
放眼整个清华都是无敌的存在。
下课后，吴宓一脸愁容。
清华一开始就这么做，也是因为老美的精英大学也这么搞。
吴宓问道：“你怎么不带讲义？”
这时李谕已经进入教室，发现台下全坐满了，最后排还有站着的。
金岳霖问道：“你怎么了？”
吴宓成绩比他们两人要差。
上午课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
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会使学生蔑视本国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还会激起反感，偏偏就是不想对洋人低头。
吴宓一进门，教室里就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才发现缘由。自此以后他便决定在公共场合只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中文教师的薪资水平明显低于外籍老师，并且他们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中文教师显然不受尊重。
这时候的清华图书馆还没有后来那么宏大，藏书有限，要是先生指定了某某参考书必须阅读，学生就必须早早去排队。
这几年李谕算是形成了点自己的风格，讲课水平即便不咋地吧，但总能讲出点前沿性的东西，而且通俗易懂，大家伙都爱上他的课或者听他的讲座。
上午课是英文、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公民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纯英文授课。
李谕代课自然还是数理方向，并且数学绝对是最主要的，所有人都必须学。
吴宓脸上一红，然后说：“我小学时就搞不懂鸡兔同笼，更不要说什么数列极限了。”
好在那位女老师人比较通融，听说是李谕后，直接宣布全班一起过来听。
下午课则是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一律用国语，中国的教科书。
但是清华的老师说得很清楚，做不出来就不及格。
金岳霖的数学比吴宓好一些，但达不到侯德榜的水平，羡慕道：“我要是也有这么好的数学能力该多好。”
课程本身没什么特别难的地方，但李谕深知这些学生不可能将来都走上数理研究的路线，所以仍旧更加注重趣味性。
后来才知道，在其他大学的电子系，这门课要学一个学期。
然后去年辛亥革命，清华放假，吴宓跑去上海圣约翰大学临时上了半年课。结果在圣约翰大学时他被同学嘲笑，说是来自北方的“乡下人”，还把他的名字“吴陀曼”恶意地翻译成“糊涂man”，趁吴陀曼课间外出时写在了黑板上。
美国大学课外指定阅读资料分量相当重，所以清华要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学生到了美国不胜负荷。
李谕感激道：“这几年你在中国东西南北四处跑，忙于教育一事，真是辛苦了。”
金岳霖大着脑袋说：“陀曼老兄，你怎么还有心情欣赏英文书法？好像关注点有点不对。”
她一直忙于基金会创立的几所学校，每年加起来可以招募上千学生，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十分优秀。
于是学生们只能疯狂地跑到图书馆借书，回去废寝忘食地看。第一天看不懂，第二天稍有点明白，第三天白天编几个简单的程序，晚上开始正式编程，编到凌晨3点，周四编了一天加一个通宵，周五早上8点通过验收。
吴宓又对金岳霖说：“你的国语（普通话）还是不够好。”
在学校里各省方言都可以听到，整个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学校的学生籍贯有清华复杂。
不过侯德榜并没有炫耀的想法，只是随口说：“题目简单，答得还不错。”
下午课的教师则是一些国内的老先生，大都在前清有过功名。
李谕穿越前清华的节奏更狠，之前一直流传一个故事，清华电子系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只有两周的夏季小学期。
因为不管怎么说，清华依然走出了很多国学大师。
这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毕业时，上午课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李谕说：“这是好事，他们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询问我；如果派来考察团，我便亲自帮着接待。”
几人当即决定一同去李谕的办公室。
李谕展开读了读，主要是询问哈佛中国医学院的情况。
“你可饶了我吧，”金岳霖嘴都快发飘了，然后指着门口说，“大考神来了。”
她的成长越来越多，一个在纽约长大的顶级富豪家族的千金，放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确实格格不入。
所以这时候的清华学校学生普遍英文比其他学校也要好一些。
清华作为预备留美学校，课程安排与其他学校大不相同，总体上可以分为上午课与下午课。
“怕什么，”侯德榜说，“过了这村没这店，李谕院士又不是天天在学校里讲课。”
吴宓说：“李谕院士的英文书法看着还不错。”
至于为什么女老师多，可能是因为清华给的薪水多，女老师在美国的收入又远远比不上男老师，还不如远赴海外。
金岳霖是湖南人，连忙字正腔圆地说：“哪里不好？”
侯德榜说：“李谕院士来清华讲课，我肯定要来听一听。”
第一周周一上午，学生们在一间教室上了两个小时课，学了计算机的vhdl语言（这个语言用得很少了，尤其是国内）。然后下课老师就要求学生在周五之前编出一个主频30m的cpu来。
侯德榜的成绩太好了，直接被分到了高等班，明年就可以去美国留学。
只不过学校对待中文老师与外籍老师的差别待遇有时容易令学生产生异样的想法。
侯德榜说：“你去买本李谕先生的博弈论，一定要买最新的版本，圣彼得堡科学院李雅普诺夫院士做过补充的那个，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是高等数学了。”
其实早在两年前，刚到清华时，吴宓就给自己取了“宓”字，貌似是他翻《康熙字典》时，随手一指指到的。
“刚刚及格，”吴宓说，然后问道，“你哪？”
吴宓坚定道：“从今以后，只用吴宓。”
——
谢煜希又拿出一封信：“芝加哥大学贾德森校长托基金会给你带了一封信。”
进门的是侯德榜，他去年刚入学，就以10门课全部满分，总分1000分的惊人之举震惊全校。
正因如此，清华格外重视国语。
吴宓说：“以后不要叫我陀曼了，叫我吴宓。”
<div class="contentadv"> 金岳霖说：“你的本名不就是吴陀曼？为什么用一个生僻字？”
谢煜希说：“这几年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多改变，与我曾经脑海中的中国区别太大了。巨大的差异感有时让我非常迷茫，甚至看不到希望，我只希望用忙碌来暂时忘记困惑。”
吴宓大摇其头说：“还是算了，我这辈子都读不懂！只求能看懂李谕院士的讲义，然后通过考试就好。”
今天李谕的讲课内容是极限，提前一天就发下了讲义。
金岳霖也不错，但比侯德榜要低两级左右。
——人都是逼出来的啊！
看来早在清华建校就这样，是个百年传统。
上午的第一节英文课上完后，金岳霖与吴宓接着忙碌地看起了李谕的讲义。
最后李谕出了几道作业题目，大都是以往高考时做的，现在让他们做再合适不过。
侯德榜指指脑袋：“已经都在这里。”
一旁的侯德榜鼓励道：“不如再去请教请教李谕院士。”
金岳霖说：“我赞同，听了这堂课，总感觉在数学上我又行了！”
侯德榜说：“只需脑子里多转几个弯，数学没什么难的，毕竟只是初等数学知识。”
比如李谕今天就聊了聊极限的扩展，让学生知道小小的极限就引出了伟大的微积分，奠定了近现代数学基础；同时又暗含了可怕的数学危机，大神牛顿都要抖上三抖。而且极限远远不止中学的这一点东西，未来到了高等数学，深奥了去。
所有的学生都疯了，因为上午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同时间其实还有一位美籍女老师在另一个教室讲数学课，但大家都溜到了李谕这边。
金岳霖吐吐舌头，反正清华有的是奇人，见怪不怪，于是说：“那好吧。”
谢煜希道：“我会把你的想法转达回去。”
历史无数次验证，有文化的年轻人是最不容易掌控的。
吴宓说：“不代表我听懂了。”
金岳霖说：“你刚才不是听得津津有味吗？”
1910年时，唐国安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大学校际间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选聘合适的教员，经过缜密细致的选聘，组成了17人的美国教师团：9名女性8名男性，包括一位医生和一位体育指导
李谕当然不会像那位老师一样狠，这时候的学生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李谕给他们发的讲义只是高中数学的水平。
稍微想想就知道，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学生的角度，重点都放在了上午课。
“很简单啊，”侯德榜耸耸肩，“而且李谕院士的讲义这么有条理，你们该不会看不懂吧？”
吴宓说：“那几个福建同学的国语都快赶上你了。”
李谕说：“可以让贾德森校长在美国观察一下赴美留学生的情况。至于办学，他最好联系洛克菲勒先生。”
“初等？”吴宓惊讶道，“高等的要怎样？”
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顾中文，也可以理解。
这是学校的传统，必须在上课前做充足的准备，不然会跟不上节奏。
吴宓道：“不好吧？”
金岳霖大惊：“以后我每天都要多练上一刻钟。”
坦诚讲，这是民国初期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
几年前，芝加哥大学也曾想过在中国办个“芝加哥大学”分校，不过计划一直没能推进下去，因为单靠大学的力量确实太薄弱，最关键的还是那两个字：经费。
“呜呼哀哉！”吴宓绝望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搞明白这堆乱七八糟数字中的规律？”
这句“题目简单”听在吴宓耳朵里已经够难受了。
吴宓却说：“一刻钟只怕不够。”
清华的学生来自各省，招生比例一直按照庚款赔付的比例。
侯德榜正好坐在他们身边，金岳霖问道：“侯兄，您怎么也来这儿上课？”
到地方后，发现还有另一名同学和他们有同样想法，跟了过来。
侯德榜说：“芳澜，你也来了。”
戴芳澜与他们同一届考入清华，先生后来是我国真菌学的创始人。
戴芳澜笑道：“如此好的机会，自然不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