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4章 初探
李谕去东北还是有用的，因为他和俄国在哈尔滨的军队长官霍尔瓦特将军比较熟，能起到不小作用。
大清在哈尔滨的官员大都指望不上，就算有心也无力，哈尔滨基本处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只有郊区以及闯关东人聚集的地区属于他们能够管辖的范围。
前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有日本人。
李谕对伍连德说：“要小心日本人，他们最不怀好意。”
没想到伍连德直接回道：“我晓得。”
“你知道？”李谕问。
伍连德说：“在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做帮办（副院长）时，我接触了太多日本人。学校是袁世凯大人按照日本的方式创立，招募了大量日本教师。生物、化学、药科、内科、外科等诸多重要学科全是由日本的教师讲课。”
伍连德对袁世凯还是比较尊重的，当做自己的伯乐之一。
早年他在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先回到从小长大的马来西亚槟榔屿当了一名医生。
这时候的马来西亚鸦片横行，甚至获取鸦片的方式比大清还要方便，谁叫此地接近印度输往中国鸦片的中转站。
伍连德作为科班出身的医学博士，太了解鸦片是什么祸害玩意儿，于是在马来西亚搞起了反鸦片活动。
他的举动得罪了马来西亚官员，处处刁难伍连德。
正好这时伍连德收到了袁世凯的信，邀请他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做帮办，给的薪水很高，一个月300两，同北洋陆军的一个管带差不多。
另外还有伍连德老婆的原因，他和老婆在马来西亚认识，他老婆是中国人，受不了马来西亚的炎热天气，早就想回中国。
李谕问道：“如果是向日方学习，似乎只能选用日本教师。”
“话是没错，”伍连德继续说，“但我在军医学堂的两年中慢慢发现，要是按照日本人定下的课程标准，学生毕业时，根本达不到成为一名合格医师的水准。”
李谕愕然，总不能所有学医的都弃医从文当鲁迅吧。
于是问道：“学制设置的时间不够？”
“并非如此，”伍连德摇了摇头，继续说，“我与日方教师进行过多次详谈，后来发现，这是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狼子野心！”李谕眉头皱了起来，隐约猜到结果。
果然，伍连德一字一句说：“一切都是日方有意为之，他们的目标是想把中国人只培养为高级护理人员或者助理，而非真正的医生。如此一来，将来就可以控制中国的医疗体系，让中国离不开日本，成为日本的附庸。”
伍连德还是很有眼光的，在这个年代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着实不易。
关键是他业务水平过硬。
李谕说：“所以你才会毫不犹豫前往东北。”
伍连德说：“是啊，在我收到徐世昌大人的调令前，已从外务部施肇基大人处得知，朝廷在此事上受到了日本与俄国胁迫，如果我们无法在防疫上担起责任，那么他们将可以名正言顺控制哈尔滨。”
李谕完全理解，传染病的防治在后世也是顶级重要的国事。
这次哈尔滨鼠疫，同样不是简单的一次鼠疫扑灭任务，叠加日俄战争后的影响，东北形势特殊，几方争夺，早就上升到政治层面。
日本一直想借着防疫的名头派遣军队。
此外，最近几年日本一直在往东北地区迁移侨民，目的很明显：如果有了数量足够多的日本侨民，他们同样可以借此名义出兵“保护侨民”。
伍连德又说：“一开始朝廷选了谢天宝博士，但他提出的安家费朝廷无法接受，所以施肇基大人向徐中堂推荐了在下。”
那个叫做谢天宝的人，提出的要求其实无可厚非。毕竟清末民初搞防疫，还是天字第一号杀伤力的鼠疫，死亡风险太大，给家人留点钱没毛病。估计是他提的钱数量有点太高，清廷拿不出，毕竟刚办了慈禧和光绪的葬礼，花了不少银子。
李谕从箱子中拿出几只口罩，“这东西或许会派上用场。”
伍连德说：“昨晚我翻看资料时，便猜测有可能是人传人，而非以往的老鼠跳蚤传播，正在考虑设计一种便宜方便的口罩。现在看到帝师设计的口罩实物，果然可取，帝师不愧是能在美国达到如此多专利之人，设计能力令在下钦佩。”
“咱不打无准备之仗，”李谕说，“东西挺简单，不过就是两块纱布夹了一层棉绒，成本只有一分钱左右。”
一百万只口罩也就是一万银圆，差不多等同七千两银子。
这点钱李谕还是拿得出的，而且等派上用场的时候，清廷必然会报销。
在上海的纺织厂生产效率比历史上伍连德在东北地区临时制作要快得多，成本也低太多，历史上伍连德制作这种口罩的成本是两分半。
到达哈尔滨后，伍连德和李谕一行人先拜见了滨江道台，即哈尔滨道台于驷兴。
滨江道台是清廷在哈尔滨地区的最高官员，不过实际上控制的区域并不多，关键的地方比如火车站之类，都是俄国人说了算。
来到道台府时，滨江道台于驷兴正在把玩一个怀炉，他听说京城终于派来了人，连忙招呼进来：“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简短寒暄后，伍连德直接问道：“于道台，现在哈尔滨的情况怎么样？”
于驷兴说：“最严重的傅家甸已经死了几千人，情况不容乐观，只要是患上病的，活不过七天，伱说吓人不吓人。邪灵作祟，邪灵作祟啊！”
伍连德说：“从情况看，应该是鼠疫，十多年前香港与现在的印度都有发生。”
于驷兴说：“果然是朝廷派来的人有能耐，说出来的话有水平。”
伍连德可没空听他说恭维话。
这次鼠疫算是世界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其中一个阶段。
话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发源地确实是中国，差不多1850年代，云南就因为鼠疫死了200多万人。
后来1894年左右传到香港，彼时的香港已经是国际化都市，引起了国际重视，来了两支比较厉害的科研团队，一个就是法国人耶尔森率领的，另一个则是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率领。
耶尔森出自微生物学顶级开山大佬巴斯德的研究所；
北里柴三郎同样不简单，来自另一位微生物超级大佬科赫的研究所。
北里速度比较快，先分离出了一种细菌，声称它就是鼠疫杆菌。
没多久，耶尔森也分离出了细菌。
经过证实，耶尔森发现的才是鼠疫杆菌，所以鼠疫杆菌的另一个名字是耶尔森菌。
后来，鼠疫又传到了印度，造成了一千多万人死亡。
在印度孟买，巴斯德研究所的另一位研究员西蒙德总算弄明白了传播途径，即老鼠→跳蚤→人。
也就是有个中间媒介跳蚤。
过程实际上不复杂，就是跳蚤吸食了老鼠的血，染上了鼠疫杆菌。然后鼠疫杆菌在跳蚤胃里大量繁殖，堵住了跳蚤的胃。跳蚤再吸血时，胃里已经填满，吸不进去，就把血液吐回宿主体内，导致了鼠疫杆菌的传播。
所以中世纪时欧洲才会传播那么严重，因为那时候的中世纪太脏了，满大街粪便，人们根本不注重个人卫生。
当时的西医坚信的是古老的古希腊医学，认为洗澡会打开人的毛孔，让邪祟入体，所以不能洗澡。
<div class="contentadv"> 外加很多虔诚的教徒都是身上脏到结硬块，中世纪的欧洲人都认为谁身上脏，谁就是虔诚的信徒。
很诡异的思路。
黑死病一开始，欧洲的神职人员最先把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归到了犹太人身上，杀了很多犹太人，因为只有犹太人没有得鼠疫，其实是犹太人与传统基督教的习惯不太相同，有清洁习惯。
伍连德又问道：“于道台，俄国人那边也有患病的人吗？”
于驷兴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伍连德讶道：“您是滨江道台，怎么会不知道？”
于驷兴说：“我又不会说俄语，俄国人更不会向我汇报。”
伍连德听了很无语，转而问道：“日本人的聚集区哪？”
刚问出口，伍连德就发现自己问得很多余。
于驷兴说：“我也不会说日本话，日本人更是一个比一个蛮横，很难打交道。”
伍连德捂着脑袋，感觉白来一趟，这个滨江道台啥都不知道。
伍连德只能说：“于道台，那您总知道管辖内有没有医生吧？”
于驷兴问：“郎中还是医生？”
伍连德说：“医生。”
于驷兴说：“懂洋人医学的医生，只有两个。”
伍连德直接站起身：“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于驷兴连忙说：“别着急啊！我已经安排了宴席，还有姑娘，给两位大人接风洗尘。”
伍连德说：“一天死几百人，我哪有时间消遣？”
走出滨江道台府，伍连德叹着气对李谕说：“啥也帮不上忙，甚至不知道去问问情况。”
“不帮倒忙就千恩万谢吧，好在他总算能提供屋舍使用，”李谕早有心理预期，然后说，“不去问问俄国与日本的医疗队嘛？看新闻，日本方面派来了北里柴三郎教授，俄国派来的则是法国人迈斯尼。”
伍连德说：“我了解他们，肯定正在抓老鼠。不过如今东北已经零下二十多度，老鼠不会四处活动，传播瘟疫的必然不会是它们。”
伍连德的直觉准得可怕。
于是两人先找到了那两个医生，好在他们这段时间已经有了一些发现，对伍连德说：“我们猜测，发病部位应该是肺部。”
伍连德问道：“有没有做病理切片？”
两名医生摇了摇头：“没有机会。”
伍连德又问：“没机会？”
医生回道：“病人死后，家属根本不同意我们解剖，更别提取走内脏器官。”
伍连德摸了摸额头：“这就难办了。”
李谕出主意：“可以解剖个死的日本人或者俄国人。”
伍连德握拳道：“好主意。”
现在哈尔滨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很多，当天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刚死去的日本女客栈老板。
伍连德立刻解剖，做细菌培养，很快确定了肺部存在大量鼠疫杆菌。
事不宜迟，伍连德带着培养皿和显微镜再次来到滨江道台府。
滨江道台于驷兴看着眼前的显微镜和小玻璃器皿，疑惑道：“两位这是做什么？”
伍连德把切片放到显微镜上，调试好后对于驷兴说：“道台大人，您请看。”
于驷兴问道：“看什么？”
伍连德说：“引发鼠疫的细菌。”
于驷兴吓得向后连退三步：“开，开什么玩笑！怎么能把邪祟带进道台府？！”
李谕只能解释：“于道台，只要你不去接触培养皿，没有任何事。”
于驷兴感觉自己刚才的确有点失态，慢慢走到显微镜前，稍微看了一眼，又问道：“里面是什么？”
伍连德说：“这些小小的眼睛看不到的微生物，就是导致患病的元凶。”
于驷兴紧接着退了一步：“那还等什么，烧了它，除掉元凶！”
伍连德解释说：“道台大人，没这么简单，理论上，染上鼠疫杆菌者，必死无疑。”
于驷兴问道：“那怎么办？”
李谕说：“我们这次来，就是请道台大人帮忙。”
于驷兴说：“要本官做什么？”
李谕说：“希望道台大人派遣官兵驻守所有关卡，同时提供一处足够容纳千人的隔离区；进出哈尔滨的所有通道也要彻底关掉。”
于驷兴大摇其头：“根本不可能！我找不到这么多屋舍，手底下也没有这么多官兵；至于封锁进出哈尔滨的道路，更是超出我的管辖范围，铁路是俄国人管。”
于驷兴并没有说谎。
伍连德说：“那么烦请您给朝廷发电报，事态紧急，务必尽快调来官兵。”
于驷兴说：“我会写奏折的。”
伍连德说：“奏折太慢，请发电报。”
于驷兴说：“好吧，我会奏报军机处。”
出了道台府，李谕并不认可于驷兴的办事效率，拿出自己带来的无线电装置，给朝廷发去电报。
趁着这个工夫，他们则去看了看日本和俄国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