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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崇祯帝在宴席上得到娃她娘指点后大有收获，不仅在朝堂上大力推行新政，而且重视新军。
“有本上奏！无本退朝！”随着随侍太监“王公公”那公鸭嗓般惊声尖叫，整个大殿一片肃静，过了片刻仍无人继续上呈奏章，于是崇祯帝便站起身来朗声道“散朝！”话音一落，便牵着周皇后的素手从侧殿离开。
“皇上起驾，团营官厅！”随侍太监王公公依旧扯着公鸭嗓尖叫着。而崇祯帝在周皇后陪同下，在偏殿外与众嫔妃们汇合，乘坐车辇、轿子往“团营官厅”即新兵训练场，在京城郊外几十里处的“通州五卫”之一。
当初，明朝改革元朝军事制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即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在国要地设立卫所，由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此制在维护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朝兵制分为卫所制、屯田制、募兵制。军队种类分为边军、京军、地方军、护卫军等。西元1368年，朱元璋统一国后采纳谋士刘基建议，立“军卫法”，在国建立卫所，控扼要害。中央设大都督府。
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年)改为“五军都督府”，即中、左、右、前、后军五处“都督府”，为朝廷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国卫所军籍。而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廷，官军则各回卫所驻屯。
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以及“将不专军、军不私将”的制度，旨在保证明朝皇帝能对国军队的绝对控制。在地方，朱元璋设立了“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设置“指挥使”，为地方最高统兵长官。
“都司”之下，在冲要地区的“府”包括“直辖州”、县（州）置“卫”或设“所”。一般的“卫”，由“卫指挥使”率领,所辖5个“千户所”，共5600人组成；“千户所”由“千户率领”，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而“百户所”由“百户”带领，辖2个“总旗”，共112人；“总旗”辖5个“小旗”，共50人；“小旗”10人。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确定国“都司”、“卫所”数量，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这时，明朝的常备兵总人数达到了270余万，实力强大！
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亦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部队。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收到朝局政策影响，“京军”战斗力却逐渐下滑。
洪武初年，拱卫应天府的“京军”有48卫。待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京师接近长城前线，故京军多达72卫，并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其中，“神机营”掌握各种火器，为这次革新重点。
在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随征。以后，京军制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左右”、“腾骧左右”等4卫营。这说明“京军”无论是装备素养还是综合战力都值得信赖。
“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
“边兵”则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9个军镇，史称“九边重镇”。“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称之“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在西北边地则称“土兵”；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
此外，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如“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则仍回原址。与此同时，“卫军”主要是“步军”、“骑军”，东南沿海也置有“水师”。
明朝官府曾命福建、江浙沿海诸卫造船抗倭，使“水师”获得了很大发展。“卫军”的武器装备不仅有佩刀、藤牌、弓箭、枪弩等制作精良的冷兵器，而且“火器”已占很大比例，如铜铳、铁铳、地雷、各类火炮也开始装备戍卫部队。明朝中央还设立“兵仗”和“军器”两局，专门负责铸造“火器”以供给当地卫戍部队。
明朝各省“都司”、“卫所”也遍设杂造局，专管所在“卫所”的兵器修造。明初，“卫军”主要来自随朱元璋起义的“从征军”、元朝和割据势力投降的“归附军”、因犯罪而被谪发的“恩军”及抑配民户入伍的“垛集军”。
“垛集”原是军伍缺额时抑配民户补充军伍的一种办法。朝廷颁行《垛集令》后，成“卫军”的主要征集方式。按《垛集令》规定，民3户为1单位，其中1户称“正户”出“军丁”，其余为“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
自永乐朝以后，“正户”与“贴户”的壮丁轮流更代为军，军民严格分籍。当军之家皆入“军籍”，称“军户”，属“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优免一丁差徭，其身份和经济地位都与民户不同。
“军户”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若“军户”家死绝或逃亡，则由官府派员到原籍勾补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之为“勾军”或“清军”。
明朝的“卫军“”实行“屯田制度”。按规定，边地军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因此，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
洪武至永乐年间，国“军屯”约有八九十万顷。除大量“军屯”外，官府还实行“商屯”作为补助手段，即按“开中法”，由商人在边地募人垦荒缴粮，以补充军粮。如此一来，皆大欢喜。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大批屯田被豪绅、将校侵占，而商屯亦因“开中法”遭破坏而废弛，使得军卒生活无着若而大批逃亡，“卫所制”虽逐渐崩溃。到了正统十四年(西元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导致京军覆没。
明朝为保卫京师，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应急，大规模推行“募兵制”，遂“募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大凡战斗力较强的军队都是由招募而来，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之“戚家军”，俞大猷之“俞家军”等私兵都是如此。
但是，实行“募兵制”，养兵耗费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于是频繁地向民众勒索，便激化了阶级矛盾。等到明朝末年，募集之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相继逃亡，不堪一击，终于无法挽救明朝灭亡。
明朝的“京师京营”又称“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掖、右掖和左哨、右哨。其军士除了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故称之为“班军”，就如同“轮班上岗”。
而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
“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为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曾因用兵交址即越南，得火器之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神机营”的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
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在洪熙时(西元1425年)，朝廷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之“营政”。平时由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但是，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营”居中，“步兵营”居内。
三大营初建时，颇有战斗力。但在“土木之变”中，“三大营”主力损耗殆尽。至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并于三大营中选出精锐十万人。分成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
“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而“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到天顺初，罢“十团营”。
成化初，复立“十团营”旧制，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又罢“十团营”，三年复置，且增为“十二团营”，其名为“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十二团营由十二侯分掌，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各团营又分五军、三千、神机三营。时人称为"选锋"。
正德初，因“十二团营”仅选出六万零五百锐卒人数不够。于是，朝廷调边军数万人入卫京师，名之"外四家"，又立东、西两“官厅”，“东官厅”操练正德初所选“官军”，“西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进行操练。
从此，“两官厅”则被称为"选锋"，而“十二团营”被称为"老家"。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西元1550年)，朝廷因财政拮据而罢“团营”和两“官厅”，恢复永乐时的“三大营”旧制。
但不同的是，朝廷将“三千营”改名为“神枢营”，其“三营”、司哨、掖、等名及诸“内臣”俱裁革，而以大将一员统帅，称“总督京营戎政”，以文臣一员辅佐，称“协理京营戎政”。其下设“副参”等官。
凡“团营”两官厅之兵，悉归“五军营”，而宝纛、令旗等项则仍隶“神枢营”。到了明朝后期，“三大营”增设“监视内臣”，营务尽领于“中官”。至于南京“京营”，永乐时设“守备官节制”。洪熙初，则以内臣同守备。
宣德末，设“参赞机务官”。景泰间，增“协同守备官”。成化末，命“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南京“京营”主要负责在大、小教场操练南京诸卫所“轮班官军”，同时操练的有“南京神机营”。
此外，朝廷又设“池河营”于江北，专城守、护陵寝。嘉靖二十四年（西元1545年），朝廷设立“振武营”，选南京各营锐卒及“淮安府”、“扬州府”丁壮者充任。“池河营”、“振武营”各有营兵三千。
隆庆时，为节省军费开支，朝廷罢“振武营”，但其卒仍隶属大、小教场及“神机营”。“京师京营”和“南京京营”都是明王朝的主力军，“土木之变”后，惟景泰、弘治、隆庆和万历中后期，营务整饬，颇为振作。
此后，由于朝政腐败，营帅贪残无能，经费紧张甚至拖欠军饷，导致两处“京营”战斗力每况愈下。
到了崇祯十七年(西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居庸关”，至沙河时，“京军出御”，但未经战斗，仅闻炮声即溃败而归，互相踩踏自残者不计其数！故在另一时空，因“京军”积弱，使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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