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宣读诏书。
“臣奉诏!”
韦待价和范履冰领旨，宦官将鱼符交给二人，从即刻起他们就是正式的正副考官，这次考试就选在国子监进行。
为了防止考题泄露，李璟下令让左扬鹰卫大将军李多祚，率领左扬鹰卫将士将国子监围起来，所有考生进入国子监，不得跟外人接触。
至于这次出题的考官，早就在出完题后，被送进国子监隔离开来，任何人不得探视，直到科举结束为止。
科举考试当天，来自各地考生来到国子监，在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接受门口禁军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夹带私藏。
除了允许带进去的笔墨，以及吃食外，其他一律不准带进去。
在考试的这段时间里，考生都要待在里面不能出来，在里面没有水给你洗澡，也不会提供食物，睡觉就在给你的考试位置上睡。
通过检查的考生，才能领到号码牌，进入考场找到自己考试的位置。
科举考题从摄政王府出发，由王府侍卫护送到考场，也就是贡院。
这次科举的题目，是从吏部和礼部出的考题中，各抽选一部分出来混合在一起的。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李璟下令这次科考采用糊名的方式进行，将试卷上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都要封住，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
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考生完全可以在卷子上做标记、写暗语等方式，提醒阅卷者自己的身份，依旧存在着徇私舞弊的现象。
应对科场舞弊，北宋想出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推行誊录法，派专人将考生的试卷全部誊抄过录一遍。
阅卷者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有效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但也不是说就没有办法舞弊。
有身份背景的人，手眼通天的人，可以收买阅卷管，自然也能收买誊录的人，让誊录的人在上面做点手脚，还能做到的。
对于现在的大唐来说，糊名法加誊录法，是现在最好的防止作弊手段。
誊录人选李璟也想好了，就选弘文馆，以及东宫崇贤馆的学生来誊录试卷。
等所有考生入场，关闭考场大门后，科举正式开始，主考官和副考官一起，解封被密封的考题，向所有学子出示考题，考生根据考题，以及要求作答。
在大唐，科举分为两种，分别是常科和制科，每年都举行考试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的考试称制科，都是通过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受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大唐要求很高，后来逐渐废除。
废除后，凡是乡试考中的皆称秀才，到了明清时期，用来称呼读书人、书生为秀才。
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大唐常科的主要科目。
高宗皇帝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大唐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
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
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
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大唐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
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在少数。
不过，李璟对明经科进行了改革，不再是将经书任意揭下一页，不再让考生填充，墨义也不再是对经文字句作简单的笔试，而是要求考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并且，李璟还在选出来的经文字句，提出一些问题，让考生根据经文来作答等等。
毕竟，这是为大唐选择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人才，如果只会死读书，还怎么能协助皇帝治理天下？
包拯坐在属于他的号舍，又俗称考棚。
每个号舍有1平米的空间，两边都是砖墙，防止考生相互偷窥，号舍内的两边的砖墙上离地47厘米高和78厘米高的地方。
分别留了一道砖托，用于搁号板用，号板由两块木板组成，如果将这两块号板都放在下面那一道砖托里面，合起来能够铺满号舍，就变成了一张床。
如果考生需要答题写字，就将靠外面的号板挪到上面的砖托上，里面的号板不动，这样就组成了一套桌椅。
考生在这里考试一共分为三场，每场考三天，考生要在这里待上九天六夜的时间。
考生纷纷找到自己的号舍入座，这时两个八品官员，带着几个侍从，巡视过来。
他们分别来自礼部和吏部，他们是来向大家宣读考场纪律的。
今年不同往日，考场的规矩做了一定的变动，不再是之前的考场规则。
为了让考生有更好的考试环境，李璟让吏部和礼部组成巡视组，时刻巡视考场情况，同时，考生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可以向巡视的官员上诉。
比如身体不舒服，需要医治，或者卷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上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