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吏治(1 / 1)

“建奴退兵了?”崇祯惊讶问道。

“禀报陛下,据我手下夷丁探查,建州全军确实已经遁向东北部滦州-遵化一线。”

“往遵化而去?”崇祯在心头评估,按说去了这么多天(攻城天数加上建州前期来京师路程),袁崇焕就是再磨洋工,也该把遵化拿下了。

他望向满桂,斟酌了一下道,“满经略,有件事还需要让你得知。”

“袁督师并没有死,而是被朕安排领着祖大寿、何可纲去攻打遵化,断绝建州后路。”

“我看过你的奏本,也知道你同袁崇焕和辽镇素有嫌隙。不过,以后的话呢...”

崇祯正在组织语言,却惊讶的看见满桂眼角流出热泪。

“陛下圣明,如此说来则真是辽东之幸,大明之幸!”

“我本就出身辽镇。当年宁远筑城,也是袁督师推荐。”

满桂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身为孙承宗中军,又一路从辽东成长为高级军官,却和辽镇一众人等处不来。

原来满桂和赵率教原本是至交好友,但在宁远之战时,驻扎在前屯的赵率教没有亲自支援满桂,只派了一千多援军。

因此上报功劳的时候,满桂坚决不给赵率教表功,但袁崇焕却意见相左。因为他知道建州擅长围点打援,所以特地要求经略高第不派援军,因此并不觉得赵率教错了。

原本是意气之争,但后来三人身份地位都水涨船高,面子抹不开,这件事便一直是个死结,直至赵率教全军覆没。

而满桂告袁崇焕的状,实际上也是为了出一口气,并非真的要致其于死地。

满桂按下不表的,则是自己手下的夷丁战斗力虽强,但军纪较差,真要计较起来,也许是那些夷丁先去招惹的辽镇也说不定。

崇祯听完,对他们的这笔糊涂账也算有了一点了解。

“皇上,老赵已经没了,人死不能复生,再大的委屈,在国仇家恨面前,算的了什么?”

只听满桂又请求道,“陛下,建奴此去遵化必然诸多凶险,臣请再领城内勤王军前去救援,与袁督师并肩而战!”

崇祯摆手道,“支援暂时先缓着吧,建州连续数日攻城,城内都是疲兵。再赶路去救遵化,怕不是先被包了饺子。”

他又提醒满桂道,“满经略,过去的事已经揭过。不过近来还是有人在朕耳边说,你手下的夷丁颇有扰民之举。”

崇祯将一本书递给满桂,指着其中一页道,“近来你军务担子也没那么重,这个典故,你好好看一看。”

正是《资质通鉴》中,“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这一段。

满桂面红耳赤道,“禀报陛下,臣并不识字。”

崇祯道,“无妨,你便让你帐下的识字兵读给你听便是。”

挥退了满桂,崇祯又叫来王承恩吩咐了些事情,看着面前的地图陷入思考。

这么多次模拟,崇祯遇到最强劲的敌手就是黄台吉。

他也同黄台吉交手无数,甚至曾经有机会同其本人促膝长谈。

只是那时的崇祯,御驾亲征失败,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同黄台吉谈话而已。

所谓胡虏无百年之运,是指建州这样从原始氏族体制快速扩张后,原有的制度很难驾驭迅速膨胀的实力,因此极其容易从内部崩溃。

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轮流按月执政,重大事项还要八旗之主来一个八王议政。

黄台吉被推举为大汗,是因为他实力不是最强的,看起来对其他大贝勒威胁最小,但他却抓住时机,一步步成为说一不二的大清皇帝。

让原本讲协调一致的八旗氏族制度,进化为绝对君主制、

崇祯从此意识到,明朝与建州乃至农民军的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政治斗争。

军事斗争可以促进政治斗争,但不能替代政治斗争。

现在看来,自己最大的战果初步显现。

那就是黄台吉的地位遭到了打压!

根据崇祯对他的了解,黄台吉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人,而且非常善于占据主动。

如果他来做主,一定不会保守的从原路退回关外,而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

现在他既然甘心带领数万大军退走,一定是建州的内部在起变化。

只不过大明在建州内部没有间谍,具体发生了什么,崇祯也很难搞清楚。

无论如何,这一次模拟的第一战,自己算是走对了路子。

在接下来对建州的战争中,要重点打击黄台吉的地位。

凡是黄台吉想做的,一定要让他做不成。

比如崇祯之所以要炮打科尔沁,就是让建州的亲密盟友科尔沁意识到黄台吉在坑自己,对黄台吉产生不满和隔阂。

这远比打死些许两黄旗的战兵更有意义。

再比如接下来,黄台吉即将对内廓尔喀和察哈尔部发动兼并战争,崇祯必然要插手其间。

崇祯一定要让那其他三大贝勒和各个小贝勒觉得:

咱们的大汗,怎么干啥啥不成!

两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就像moba游戏的对位,永远是整体大于局部。

如果己方打野配合得好,宁可牺牲一点经济也要打爆对方的carry位,那么很可能对面的辅助上单都会各存心思,比如抢c位资源,不出肉装堆输出。

这样一来,即使对面打野多抢了一两个buff,表面上好像起来了,实际到了团战,永远不堪一击。

大明击败建州的关键,就是要让黄台吉发育不良。

不过,现在自己也没有牌可打了,只能等待遵化的战报。

崇祯瘫坐在桌上,这几天几乎没怎么合眼,也算是忙里偷闲,同时也在思考下一步的内政举措。

战争不仅是打军事,也是打后勤。

内政的首要当然是财政,俗称搞钱。

但是崇祯现在还不急着搞钱,因为他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整顿吏治。

现实世界不是网络,主角脑袋一拍,从中枢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文官就能百分百执行,难免会有偏差和损耗,也就是官吏腐败和渎职。

如果吏治始终如同万历、天启年间腐败,就算崇祯搞到一千万两银子准备去陕北救灾,这银子买完粮食也许价值只有六百万两,运到陕北还剩三百万两,藩台分到州县还有一百万两,州县兴办粥厂还有二十万两。

灾民能喝道的粥,也还是清得能照见人影,至多喝上半年,又要起来造反。

所以,不改善吏治,就挖不掉明朝灭亡的根。

想要彻底治理这种现象,必然先由吏部下手。

崇祯还在闭目养神,只听王承恩宣道,“吏部尚书王永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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