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六奇从字面上理解“洪水滔天之时”的含义,等待洪涝灾害的发生。然而也许是因为苍天悯民,未降天灾祸殃百姓。直到吴六奇不幸遇刺身亡,上天也没有为他创造机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吴六奇竟然死于反清人士之手。
一个天地会分舵主,广州洪顺堂的领袖吴六奇怎么会被反清人士暗杀呢?
原来,吴六奇表面上与官府往来,又不断增强实力,这让有些不明真相的反清人士误会,将其当作朝廷的爪牙。官府里不乏有精明之人,揣测得吴六奇的用心,所以就施以离间计,让吴六奇这个天地会的分舵主,死于反清人士之手。
李纯风得知吴六奇遇刺,心里既惊讶又担心。龙脉图和刘伯温秘笈从此岂不是没了下落?
谁知吴六奇谋略超群,否则也不会被陈近南看重。他知道江湖险恶,自己又与官府交集,所以易遭不测。加之他也看到陈近南因为没有安排身后之事,而导致的一些局面。因此,吴六奇在自己遇刺之前,就已经做好诸多准备。
与其他分舵一样,吴六奇手下有四位骨干成员。吴六奇将洪顺堂里放置满清龙脉图和刘伯温秘笈的地方,告知于此四人。并言自己若遭遇不测,你们四人齐心,把持洪顺堂的事务。
李纯风回忆当日吴六奇与自己理解“洪水滔天之时”的含义,不料世事多变故,如今已和他阴阳相隔。不禁几多伤感。
人在伤感多虑的时候容易触发灵感。李纯风瞬间对这句谶语“洪水滔天之时”有了悟解。根据他多年积累的命理术数经验,认为洪水泛滥只是表面意思。这里的“洪水滔天”里的“洪”,指的是姓氏,代表的是一个姓洪的人。
于是,李纯风问及洪顺堂的四位骨干兄弟,分舵里可有洪姓之人?这四位骨干成员想了想,摇头言否。
李纯风有些惘然,难道“洪水滔天”不是此寓意?
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洪水滔天之时”此句里的“洪”字,这的确代表着一个人,但是,非李纯风有生之年能够等到的人。
无奈李纯风逐渐年事已高,后带着遗憾在洪顺堂逝世。奈何得他处于康熙当政的时期,正是满清国力昌盛,社稷安康之时。这样的环境下,那个姓“洪”的志士仁人怎么会出现呢?
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其他反清组织,只要略有起义苗头,不多久就会被清廷剿灭镇压。
康熙勤政治国,雍正严惩贪腐,天朝安定,四海升平。可是到了乾隆执政时期,朝廷上下渐生浮华之风,乾隆六下江南,美其名曰体恤民情,实则劳财伤民。而且乾隆以自己的爷爷为榜样,东施效颦,好大喜功,自诩文治武功十全皇帝。导致国库虚亏,大臣根据其心理,阿谀奉承,让乾隆对百姓民生并不知实情。
乾隆后期,官吏大多结党私营,贪污成风,当时社会上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阶级矛盾日益严重,各地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引起乾隆的十分重视,因为天下被和珅等奸臣粉饰得太平康宁。
一日乾隆正在用膳,只见亲信大臣刘墉急忙跑来面奏,说有重要急事告之于皇上。刘墉对乾隆说:“皇上,川陕地区有白莲教蠢蠢欲动,准备作乱。”
此时乾隆注意力在用膳上面,加之年岁已高,所以没有听清楚。于是问身边站着的和珅:“刚才刘大人对朕说的什么?”
和珅素来与刘墉不合,打算故意气急刘墉。于是和珅对乾隆说:“刚才刘大人说,请皇上观赏白莲花,在京城村郊野处。您有心就准备准备。”
乾隆听后不屑地说:“为这等小事,刘大人如此着急,真是可笑。”
刘墉见此情景,气得一时无语。想要解释,却被和珅岔开:“刘大人如果没有其他事情,那就请回吧,皇上正在用膳,无需过多打扰。”
君庸臣奸如此,江山怎会不变色呢?
乾隆末期至嘉庆初年,川陕地区爆发了以张正谟,王聪儿为首的白莲教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集会密谋,决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然而,在准备武器和粮草的过程中被官府觉察。于是,湖北枝城、宜都两地的白莲教教首张正谟、聂杰人毅然提前于嘉庆元年正月初七举起义旗。邻近的长阳、长乐两县教众在林之华、覃加耀的率领下立即响应。随后,起义如一股旋风,两月之中,席卷至湖北各县。在襄阳地区,由王聪儿、姚之富等教首发动的队伍,就迅速超过万人。
起义一发生,立即震动了湖北的封疆大吏。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一面上报,一面急调3000兵马征剿荆州义众。
由于起义提前发动,各处未能及时响应,加之白莲教起义初起便暴露出起义各支队伍之间各自为战、互不联系配合的致命弱点,聂杰人在枝江的暴动仅坚持了一个月,便在清军的进攻下投降,不久被杀。见此情形,湖北的起义军首领商议之后,决定与四川的白莲教义军汇合。
与此同时,四川的白莲教起义发展势头迅猛。教首徐天德在达州起义后,迅速率队北上,直趋安康、平利、紫阳等地。其实,在湖北义军入川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四川义军已经与清军苦战了几个回合,形势正处危难之间。湖北义军的到来,可以说是四川义军重振的大好时机。
嘉庆二年底,襄阳起义军在川北、陕西进行了大幅度运动寻找战机,最后聚会于汉中以西,并准备抢渡汉水,奔袭西安,以摆脱被追击围剿的被动困境。
朝廷知晓起义军的动机,于是调动大批军队,死死缠住王聪儿、姚之富不放,终于将起义军逼入了被动不能自拔的境地。王聪儿与姚之富见攻西安已没有可能,只好率队撤往东南一路连战连败。在湖北西的三岔河,全军进入险地。
两侧高山夹峙,后有追兵数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近万义军经殊死搏杀,几乎全部战死。王聪儿和姚之富被逼攀上山崖,相继跳崖而死。这是白莲教起义后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
嘉庆三年,义军当时正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些首领便自动落入了清军劝降的圈套。四川义军主力之一的王三槐、冷天禄部,王三槐在南充知县刘清的招抚下,轻信诈言,自投罗网,后被押至京师处死。冷天禄接受教训,率部众据守县城阵地。年底,因寨中盐粮将尽,诈降突围后仍然坚持抵抗。
嘉庆五年,由于起义军主要领袖的先后阵亡;义军屡遭败绩,士气低落;粮草补给的日益艰难;兵员补充也减少;再加上清军越集越多,封锁越来越严,许多义军已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甚至有的人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最终留在队伍里的义军,是决心与朝廷对抗到底的。
嘉庆六年,嘉庆帝见义军们无缴械的意愿,便下决心加大围困打击力度,迅速解决问题。他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于是下诏前线清军将领,务必尽快擒斩各路义军首领,并将朝廷的赏赐分别列出升官、赏银的档次。
起义军首领相继牺牲,这使得义军继续坚持反抗政府的斗争更加困难。嘉庆九年,白莲教大起义最终失败。
川鄂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让人民百姓感受到朝廷的残暴,更加坚定了天地会反抗满清统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