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室的工作很忙，大清早工程师们都准时到了办公室。年轻的同志提上水壶去食堂打开水，老师傅们则埋头开始画图。虽然办公室里挤得满满的，但是各做各的事，紧张而有序。没有人闲谈，即便有讲话的声音也是尽量压到最低。
我办公座位与戴眼镜的中年工程师正对着，桌上已经放上木制坡形图板和丁字尺以及一套制图工具。陈老师把我交给了土建组的组长，那位瘦而有神的白净老头儿，大家都叫他刘工。
刘工虽是个男人，可是他带上大檐的园草帽后让我越看越像一位瘦弱的中年妇女。从他说话的口音里听出他是典型的江州东社人，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人，男人却长一副女人像，一定不好相处。我心里正想着，刘工就走过来了，他指着我对面戴眼镜的那位中年工程师说道：
“小苗啊！他是祝工，刚从徐州建筑设计院调来的，就由他来带你，祝工是老师傅，你要多向他学习噢！争取早日上手做项目，目前你的工作请祝工具体安排，你的图纸由我来审核。”
我谦虚地连声回说道：
“好的、好的！还请您多多指教！”
我心想新来的人矮三分。一定要谦虚、谦虚再谦虚，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刘工说完就走开了，祝工微笑着拿给我一堆资料、图纸、图集并和我聊了起来。
祝工熟练地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对我说道：
“我老家是江州四安人，我爱人老耿是江州十总人，原在徐州电业局工作，因她母亲年事已高就设法调回江城供电局，现在计划科当经济师，我只好随爱人一起回来了，正好江城供电局设计室引进人才，我就算是引进来的吧。”
祝工猛吸一口继续说：
“我和陈大主任是中学同学，陈大主任中学时爱打篮球，不怎么说话，他上了南京工学院，我上了华东水利学院，分配后他回了江城我去了徐州设计院。”
祝工抽完一根又接着点上一根，意犹未尽地对我说：
“我在徐州设计院时做过不少大工程、大项目，这里就做做变电所的几层楼，小意思啦！你也是正规科班生根本不用担心的。”
祝工爱抽烟，一会儿功夫就抽完了两根。
他很健谈，我感觉他并不难相处，因为他爱讲话，俗话说“心直口快”口快的人必定心直，我稍稍地松了口气。
设计室分线路组、变电组、概算组、描图组，当然还有我们的土建组。每个组还细分专业，如变电组分“一次”、“二次”我是搞不懂变电专业的，更搞不懂什么“一次”、“二次”、还有“三次”的。
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耗费工程师们大量脑力和体力，所以大家从早忙到晚一个个都显得很疲惫，可是大家还是坚持加班很少见有人休息的。
陈大主任总是忙里忙外的，一会儿过来通知几人去局里开会，一会儿又召集人乘车下去看现场，一会儿又安排几位工程师去省局南京开会，人人都是在紧张地忙碌着。而我似乎连边儿也占不上，从来没有人通知我去哪儿。祝工也同样闲着，除了抽烟还是抽烟。我不便多问，没事时就只有看书。
按照妈妈的吩咐，弟弟已经回家了。一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后，发现没带回门上的钥匙，我只好对着吧台大声呼喊：
“服务员！服务员！帮我开门啊！”
“哎！哎！来了！”
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有人回应，可人却迟迟看不到过来。
我着急地寻声望去，看到在走廊的另一端，一位穿白大褂的女服务员正在给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生开门，只见那位男生圆圆胖胖的脸，头发有点自然卷，上身穿草绿色军装，背一只军用背包，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正是我经常看到的和我一样往返于供电局和招待所之间的小伙子。我很快地走近他带着好奇问他：
“你也是今年刚分来的吗？”
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慢悠悠地回答我道：
“和你一样吧！刚刚来的！”
我又问他：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兰州、兰州铁道学院。”
他慢条斯理地回我说道。
我又问他道：
“你姓什么？”
他依然慢悠悠地回我道：
“姓毛，叫我毛华平！”
“分在哪个部门？”
我刨根究底地问道。
他仍旧慢条事理地回答道：
“调度运动班。”
我一脸的茫然，因为我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不懂。我再也不好意思多问了，怕他会笑话我，他并不热情地一边进屋一边回着我的问话。
还是我主动地向他介绍道：
“我叫苗铁军，今年的分在设计室土建组。”
服务员小丫头扭头去给我开门，我见毛华平并不想和我再聊什么便转身回到自已的房间。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因为人家是本科而我只是一个大专，似乎是矮人一等。
此后我俩就算熟悉了，早早晚晚地经常在路上碰到他，见他总是拿着一本小册子边走边看。一次我实在熬不住好奇又问他道：
“你干嘛呢？看什么这么认真？”
他还是用慢悠悠的口吻回答我说：
“我要考《安规》啊！”
见他看书紧张的样子，我不忍再打扰他了。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飞逝，我渐渐地认识了许多同事，开始与人熟悉和沟通起来，这是我的性格使然，更是我的强项。报到时我第一个认识的王建兴分到变电工区工作，今年一同分来的有好几个人，除了毛华平、王建兴还有南京电校毕业的张华也分在变电工区，徐华分在线路工区，沈中明分在财务科（其中徐华和沈忠明是我的中学同学），陈国建分在我们设计室线路组，还有一个女生叫陆地红，个儿矮矮的像个小学生她分在调度通讯班。
设计室还有一位上海电专毕业的老乡叫薛建早我几年进来，在线路组。自此新的工作、生活环境我已渐渐适应了。
然而，我几乎没有了在校时的那种良好而积极的感觉，那时我是学生干部，学生中的活动常常我就是主角。而在这里，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心里盼着长大，而现实却又是如此残酷地压制着我。
同事们八小时之内各人做各人的事，八小时之外各人回各人的家，我是外地来的，在这个城市就像一叶浮萍，一到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寂寞。
夏天的时候，晚上没事我就和沈中明一起去文化宫看《濠滨夏夜》。转眼间秋天就到了，马路上除了稀稀走过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车辆就是满地的落叶。
入秋以后，我和毛华平也从建工招待所搬进了供电局大院东北角的一幢小二层楼里。这幢面积很小的两层楼房是供电局汽车队的办公场所，门口停局里的各种车辆，我常看到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一辆银灰色苏联伏尔加，两辆沈阳面包车，一辆江西上饶牌大客车，几辆解放牌卡车，还有一部大吊车，这些车辆早出晚归，为供电局的生产和管理提供服务。听老同事说在江城市我们供电局的车子要算最好、最多的，市政府有什么活动还常常向我们局调车用。我从小就喜欢汽车，而今在我的周围有如此多真实的汽车真把我高兴坏了。因我喜欢汽车，自然对驾驶员就有好感，这就叫爱屋及乌吧！
住在小楼里生活很不方便，自来水在楼下，厕所就更远，我和毛华平搬来前，沈中明就已是这里的原住民了，我们仨人一起找来一张四方桌、几张椅子，把宿舍布置得整整齐齐，温馨得像新家一样。
沈中明在局财务科工作，他们科经常聚餐，他有时候会把同事们喝剩下的双沟酒带回宿舍，然后我们到食堂再打上几个菜，就着剩酒吃喝起来。生活总是让人感觉得快乐多于痛苦，幸福多于苦难。更何况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供电局规定每月13号发工资。每次都是室里的统计员何晓平早早的去财务科，等好久才拿回全室人员的工资，然后好多人堆在一起数钱，用信封一个一个地装好，工资最多的一百多块，我的法定工资是五十五块五。
正是应了“十年寒窗苦，为了五十五块五”的顺口溜。
大家除了工资外很少有奖金，但近几个月里，局里考虑到我们室的生产任务完成得又多和又快，每月都批给室里1200元奖金。大主任陈老师按照大家的工作量测算进行分配，我也能拿到35元。那个时候一碗红烧肉才5毛钱，我的奖金到手后就像发了一笔横财，晚上买来好多菜在宿舍里和华平、忠明干起酒来。单身生活才是人生中最快乐无忧的生活。
沈中明与我是同乡，高二时我俩就读于红旗人民公社（现名双南乡）中学，他小名叫海儿，他妈妈说海儿属龙，龙有海才能活，所以取名海儿。
我也属龙，我妈却叫我铁儿，妈妈是希望我身强如铁，志坚如钢吧？只有海儿的妈是个农村老大妈，没文化老套才取这样的俗名。海儿个子矮、鼻子大常常剃个光头。所以当时红旗中学的同学们给他一个雅号叫“蒋光头”。他脾气特好，常常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尖儿说话，引得大家大笑不已。他脑袋还算聪明，补习了三、四年，终于考取了南京电校财会班，过去是同学现在又是同事，关系便更加亲密了，我们俩在一起无话不说。
海儿给自已斟满酒后，用他那又粗又短的手泼泼洒洒地端起酒来对我说道：
“来啊！铁儿啊！揪一杯啊！祝你工作顺利，早日找到心爱的女友啊！”
他说完就一口气喝下去了。
毛华平话不多，张着嘴一脸的傻笑，仰视着我也跟着喝了一小杯儿。我的酒量还可以，一杯很快就喝下去了。
海儿又满上第二杯，大口的吃起菜来，一付苦尽甘来的样子。
海儿嘴嚼着菜手放下筷子用兄长般的口气对我说道：
“铁儿啊！有没有意中的女孩儿啊？有了我帮你做主，请她来吃我烧的饭，你就看我烧的这几道菜，哪道不是像模像样的？”
我本来就是个爽快的人，又喝了酒，就口无遮拦了。
“四楼劳资科有个女孩儿，穿一身洁白的连衣裙，看上去又高雅又漂亮，我蛮喜欢她呀！可是我连话也没和人家说上一句，更不知她的芳名啊？”
我实话实说道。
海儿微微地笑着对我说道：
“好办，好办，你就看我的吧！”
我们酒喝到很晚，三人喝光了一瓶双沟大曲，海儿又提出要去看电影，我和华平马上响应了。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转眼间就是十一月份了，室里安排我和祝工、朱工三人去一江之隔的张家港出差。我们三人从江城港坐上一条木制机动船，过江后转乘中巴车才到张家港市。
城市不大，和江城下面的江州县城差不多，满街破破烂烂的，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物，不断扬起灰尘的马路又窄又湾，街上的行人土得连江城的乡下人都不如，就是这样一座江南小县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有好多女孩儿去首都北京打工，替中央领导家当保姆，然后她们再想方设法接触高层、认识名流，为张家港市招商引资。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有好多国家级的重点项目落户该市。今天张家港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很迅猛，远远超过了我们江城，最早成为国家级卫生文明城市，我们不能不佩服人家的头脑和手腕。
人们常说：“脑袋决定口袋，细节决定成败。”不是没有道理啊！
祝工是个话匣子，出差的一路上就他爱讲话，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风花雪月，他一直是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和朱工听。
他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徐州设计院的党委书记是解放前南下的干部，解放时已是正团级，当时已年过四十，组织上安排将一名年龄小他19岁的护士给他结婚，后来双双转业到地方，男的就当了党委书记，女的安排在地质勘探队当资料员。女的长得相当漂亮，身材修长，脸蛋又好，当时地质队有一个小伙儿刚刚大学毕业，身材高大魁梧，不知怎么搞的就和这个女的搞上了。有一天女的请小伙给她家送煤气罐。然后俩个人在家就干起来了，可巧的是书记那天刚好把一份材料拉家里了回去取，当他打开房门时，发现房间里一男一女正在热火朝天地干着。书记的响声惊动了他们俩人，俩人非常尴尬。小伙儿恨不能钻进地缝儿里，倒是那位书记非常冷静，他轻声地对小伙儿说道：不碍事！不碍事！你们继续忙，我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讲完后祝工还不忘补充说道：
“原来这位书记在战争中负了伤，已没有性功能，更不能生育。这个女的就一直照顾着他，那时候嫁给领导是不能离婚的，所以书记也很人性化，知道女的有需要，也没有责怪她，后来书记把那个小伙儿提拔为勘探队的副队长，这事在徐州市一时传为佳话。”
朱工比祝工稍长两岁原在广西柳州工作，原籍上海崇明县人，他回不了上海，就转道回了江城，他话虽不多，但说话又快又爽，脾气耿直，性子火爆，这一点就看他那直愣愣的外表就差不离了。
我们在张家港市逗留了三天，在220kv变电所里，我稀里糊涂的不知道看了些什么，我迷迷糊糊地去了又迷迷糊糊地回来了。
傍晚时分我回到小二楼的宿舍里，海儿正在烧着一条鳊鱼，他一边烧菜一边哼哼唱唱，一手操着铲刀，一手夹着香烟，耳朵后边还夹着一根备用香烟。他见我回来了，急急忙忙地对我说：
“回来得正好，快吃饭吧！晚上我们一起去工农电影院看电影，票我都买好了，不过我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就先买了两张，一张给了任建勋，后来问了你室的陈国建，说你今天到家我又给你补买了一张。”
我很高兴！心里暗想：
“还是老同学好，亲自烧菜为我接风不说，还请我看电影。”
海儿看着我掩不住高兴地说道：
“你不回来我们太冷清了，总像是少了点儿什么似的。”
听沈海儿这么一说我内心更加激动地说道：
“我有那么重要吗？”
“那是当然，你那么有才，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们大家都难过死了！”
说完海儿忍俊不禁地大笑。
电影院就在我们宿舍东边约一公里远的地方，海儿和任建勋坐在一块儿。我的票是后补的只好一个人去找座位。当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刚坐下时我发现邻座有一位矮矮胖胖的青年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他对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我也看他，当我看到他的衣服袖口上的三道蓝杠时，我才想起了那是局用电监察班的制服，我努力地回忆着在哪里见到过他，见到过这个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终于他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只见他那张似笑非笑的圆脸上出现了一丝尴尬和惶恐。我敏感地意识到这里一定有什么故事。
“不会是海儿安排了什么圈套？”
我在心里暗自想着。
第二天在食堂里我又看到了那位又矮又胖的青年人，他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用不怀好意的眼神轮流盯着我看，还不时对我指指点点的，我没有理会他们，打好饭菜自顾自地吃完走路。
接下来的几天平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工作和生活平静得像一潭秋水。
本年的最后一次科室支部大会结束后，我所在的支部书记包若景把我留下来谈话。
包书记面孔非常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宋朝包拯的后代，他说话很和气，夹带着北方口音，他对我说：
“小苗啊！你来设计室工作也有几个月了，大家对你反映还是不错的，工作上手快，能独立完成室里交办的工作任务，这些都是好事啊！”
我正襟危坐目光始终注视着他的黑脸，然后用十分谦恭的态度对包书记说：
“请书记教导，这几天又是画图又是出差，没能向书记做思想汇报！”
包书记看着我说：
“没事，今天我找你完全是个人行为，不代表组织，其实这件事也很正常，不需组织找你，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况且你也没有什么出格。”
我一时莫名其妙，便问道：
“包书记，发生什么事了?”
书记照直对我说道：
“你是不是写了一封向劳资科周雪求爱的信？”
我急急地说：
“我没有，没有的事，绝对没有啊！”
书记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递给我说道：
“呐—！信给你！人家已经有主了，男方是局里蒋副局长的公子，在局用电科工作。周雪的爸爸就是用电科的周科长，周雪把信交给了她爸爸，他爸爸很生气，以为是恶作剧，就来找我，我看这也没什么问题，就对他说了这很正常，还是冷处理吧！”
包书记抽着烟，继续对我说道：
“他们后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你把信收了吧，此事就到此为止！”包书记很和善地和我谈了话，我还能说什么呢？
但我觉得还是要给包书记说清楚：
“这信绝不是我写的，这事儿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懂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那层意思，极有可能是沈中明替我写的，我心中有点数，因为我在小沈面前夸过周雪长得好看的。”
书记见我说了直话，就对着我摆摆手说：
“不说了，到此结束。”
我从会议室出来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出很远。我像做错了事儿的小孩儿一样，不敢用眼正视大人。
我连信的内容都没顾得上看就扔掉了。我没有追究海儿，我知道他不是恶意的，都是我心直口快把对一个女孩儿的好感说出来了，才让他导演了这样一出戏。
事虽结束了，但却深深的刺伤了我的心，我是农村孩子，父亲又是“捧老牛屁股”的农民；我是拎着蛇皮袋子来供电局报到的穷酸学生，在婚姻的天平上，我没有砝码，怎能与他人竞争？怎能与他人平衡？
海儿也因做了这件事自觉得对我有些内疚，平时对我格外地友好和亲近。
太阳依旧东边出、西边落，只是在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失败、一份失落，其他的什么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