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隆冬，我出生在苏中如泰运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正值自然灾害后的饥荒之年，庄上农民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男女老少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一时间浮肿病流行。
屋外下着大雪，母亲望着嗷嗷待哺的我，担心我会冻死或饿死。没想到大雪刚刚停下，老队长突然来我家通知我父亲去生产队里分稻子。
老队长一路踏雪而来气喘吁吁地对我父亲说：
“刚刚接到公社通知，今年出生的小伢儿每人可以分到一百斤稻子过年，快！快去队里分稻子1
父亲心想：“有了这一百斤稻子，全家人这个冬天就有救啦1
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了久违的笑脸对我父母说道：
“嘿！这伢儿真是富贵命，长大指不定有出息，要好好把他带大啊1
儿时我经常生病是爷爷扛着我到数里外的大队卫生所打针吃药。
等我稍稍长大了点儿才知道那位给我打针喝苦药水的年轻女医生她是我的大表姑。
大表姑长相一般，皮肤黝黑，大而圆的脸庞儿上长着一双丹凤眼。
夏天的时候她还穿着袜子，可是全村的社员都叫她“赤脚医生”。我虽然有些茫然，但在我心里最尊敬最羡慕的就是这位当赤脚医生的大表姑了。她不需要像我父母和其他社员那样整天辛苦劳作，而是穿着干净漂亮的衣服还很受社员们的尊敬。社员们只要见到她总是围着她医生长医生短的叫着她。
她每次出诊朴实而热情的乡亲都会为她冲一大碗鸡蛋茶，几年下来她那黑呦呦的皮肤竟然变得像鸡蛋清一样透明白润了。
那时候我整天梦想着自己能快快长大，能像表姑那样也背上带红“+”字的药箱，穿着漂亮整齐的衣服，骑着崭新的钢丝车（社员们对自行车的一种称呼）在乡间地头为社员们出诊治箔…
在无穷无尽的梦想中我渐渐地长大了。
1976年的夏天十三岁的我已经上初一了。这天我家里的一头体型肥壮性情温顺的老母猪又生下了二十多只小猪仔，这头母猪已经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我父母把它看成是家中的活宝贝。可是老母猪生小猪仔之后过几天就发高热了，小猪宝宝喝了猪妈妈发过热的奶水又开始拉稀了，我妈妈怕小猪宝宝再生病，不顾我是刚刚开学还是让我去公社兽医站请兽医。
我只好顾不得上学硬着头皮旷课去公社请那位人称“赵先生”的兽医。
“赵先生”毕业于泰州畜牧兽医学校，戴一副黑宽边眼镜儿，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只三角眼儿的上方长满了又密又黑又长的眉毛，特别像报纸上的“林副统帅”。我内心有些惧怕他，但为了完成妈妈交给的重要任务，我又不得不壮着胆克服恐惧去请他。
“赵先生”以前来我家时我妈妈都要为他准备好几道下酒菜，赵先生不但能说会道而且能吃会喝，几乎每次都要喝得东倒西歪地才肯离去。我小妹妹最讨厌他醉酒后的样子，躲在他身后模仿着他的醉态，学他说话的腔调。赵先生走后，妈妈一边训斥小妹，一边无奈地对我们说：
“为了给老母猪看病家里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心疼啊1
从妈妈的态度中我意识到当一名兽医也同样受人尊敬。特别是我看到这位“赵先生”用的针筒比“赤脚医生”（我大表姑的）的针筒还漂亮时，我便立刻改变了梦想，长大要当一名兽医。
1978年秋天是我刚考上高中的时候，开学没几天我老祖父突然小便出血，家里急忙送他去岔河镇中心医院就诊。父亲的一位小姑父从江城医学院毕业后原分配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因我父亲的小姑在岔河镇做民办小学教师，为了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父亲的小姑父便牺牲了自已在城市的工作调回岔河镇中心医院工作了。
父亲的小姑父是江城医学院毕业的，又在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过，水平高名气自然就大，在岔河镇感觉就如华佗再世、扁鹊重生，找他看病的人常常挤满他的办公室。我父亲经常说他小姑父医术高、人品好，说他小姑父家里的土特产总是堆积如山吃不完、用不掉，有时候还能送些给我父亲。
那时候为了响应国家“把医疗卫生办到农村去”的号召，江城医学院在岔河镇医院办了一所赤脚医生大学，人们习惯称之为“赤医大”，父亲的小姑父又是教课又是看病又是“开刀”简直忙坏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父亲的小姑父（我叫他小姑爷爷）给“赤医大”学员上课，小姑爷爷是做外科的，给学生们上外科手术课时，用狗做试范，把狗儿四脚朝天地固定在木制手术台上，用锋利的刀片去开膛破肚。可能是不打麻药的原故，那狗儿痛得嗷嗷直叫，惨叫声传出很远，我被那“手术”的场景吓坏了。从此我觉得医生其实跟我们村的杀猪匠王三儿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很天真很幼稚说到底还是无知，哪知道杀猪匠怎能和医生相提并论呢？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小姑爷爷替我老祖父诊断出是膀胱结石，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膀胱”，更不知道“结石”是什么东西？就怕老祖父这下没命了便担心得要命。
小姑爷爷说“膀胱就是盛尿的口袋，里面结石大了堵塞了输尿管，如排不出尿来，就必须要进行手术摘除治疗”。
我一听到“手术”就联想到“赤医大”学员们给狗做“手术”的场景，吓得我哭得不行，求父母把老祖父送到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随后岔河医院的救护车便把我老祖父送到了江医附院。
我的家虽然地处偏僻的苏中农村，可是解放前却有几位先辈参加了革命。我老祖父有一位堂弟名叫丛其山他因吃不饱饭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到了陶勇的海军部队，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解放后转业到交通部水运规则设计院工作，据说后来官至党委书记。现已离休，在北京市柳芳南里安享晚年。
我父亲的三叔叔吴春生，解放前做过私塾教师。因逃婚而参军，五十年代转业到江城医学院当办公室主任。他每次回老家都有“乌龟壳儿”的汽车接送他，四乡八邻有人生病都找三叔爷爷安排看玻乡长、书记都请他吃饭，在我们家乡很有名气。
在那个年代里，好多亲戚盖房都请他帮忙批木材、水泥计划。我家盖房时也是三叔爷爷批来的水泥大梁，我父亲用“挂桨船”从江城一路水运回家。
我老祖父去江医附院看病这件事一定要惊动三叔爷爷的。三叔爷爷打了一个电话给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后，老祖父很快就住进去了。我因为高中在读又揣着上大学的梦想，就专心在家读书没能去江医附院。但我心里已经无时无刻不对那座“救死扶伤”的人间圣殿充满着向往。
父亲在江医附院陪老祖父治病，他尽心尽责地服侍在老人家的床前。父亲只是老祖父的孙女婿，可父亲的孝行不但感动了老祖父，连病房里的其他病员、家属甚至医护人员都被他的行动感动得直竖大拇指。
父亲抽空便坐“机机快”（一种客船）回家，有一次他给我们带回半瓶老祖父多下来的“麦乳精”，父亲一边用开水冲给我们尝新，一边还给我们兄妹讲起医院病房里的趣事。
父亲像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惟妙惟肖地对我们讲道：
“那些医生、专家个个都是穿着白大褂儿，每天上午八点准时来查房，病房里的小护士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轻盈得像飘来飘去的白蝴蝶儿一样，说起话来声音像银铃儿似地好听。”
“还有那些医学院的实习生（大学生）跟在老师后面认真地听讲，仔细地记着笔记……”
父亲的话说得我心里痒痒的，我恨不得明天就能考进江城医学院，融入那些白衣天使之中。
如果我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家乡是何等的骄傲和自豪啊？
那段时间我总爱浮想联翩，我想象着江城医学院的大门、教室和教授们的摸样。想象着与女大学生们同窗共读的情景。我还想象着三叔爷爷吴春生当大干部的模样。
对于三叔爷爷吴春生我只是在很小的时候曾见到过他。印象中的三叔爷爷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戴一副近视眼镜儿、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向后倒着，属于典型的干部模样。可是近十几年里，从没有机会见着他，他留给我童年的印象就像是夏夜里天空中的星星那样既遥远又模糊。
老祖父在初冬的时候终于出院回家了，那个年代也没听父亲说过送红包儿给医生的事，但手术却很成功，时年75岁的老祖父又活了整整十年。在85岁那年的秋天老祖父才离开了我们，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1980年我高中毕业，因我小学入学时的年龄就小，在农村既没上初三也没上高三，所以高中毕业那年我才17岁，参加高考后因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了，妈妈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安慰我道：
“小哗（对儿子的爱称）再补习吧，章老师（妈妈的发小，我的小学老师）的女儿章平儿都考上了，我的儿子怎能不考上呢？”
为了能跳出农门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我暗暗下定决心听妈妈的话再好好补习一年。
妈妈让父亲去见三叔爷爷吴春生，请他为我写信给双甸中学的吴明荣校长。
吴春生本姓任，从小过继给大地主吴敬庭家，所以改姓吴，这样才和吴明荣校长同姓，听老辈儿讲吴春生与吴校长有很深的交情。吴校长看了三叔爷爷吴春生的信后，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这个落榜的补习生。
在双中补习的二年里我和同学们一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觉。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他时间几乎都用在上课和做作业上，同学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条件都很困难，几乎每顿饭都吃不饱。可是大家还是坚持刻苦努力地学习，在考试成绩上大家你追我赶唯恐落后。
补习生活虽然艰苦，但学习中我也结识了不少的新同学，这些同学日后有几个成了我的好友。在周末时我们偷偷相约在一起打篮球和到镇上看电影……
我们苦中作乐，很快就度过了两年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补习的两年中家中连续遭遇了几件不幸的事件：
1982初春非常疼爱我的祖母（其实是姥姥，母亲是独生女儿，父亲是入赘到我家的）在一次与邻居葛二侯的争执中，被葛二侯失手打伤至脑干出血，在公社卫生院住院十五天后意外死亡。
事情的原来是这样的，1981年底邻居葛二侯擅自弄来一条渡船，在我家渡船东边五十米处摆开了，使得我家船上的过渡客大大减少，我奶奶认为我家渡船已经在运河上摆了四十几年，解放后在县交通局正式登记注册并领取了营运证，解放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家每年都上缴县财政九百六十元。因此县交通局理应要给我家做主，及时取缔葛二侯的非法营运渡船以保护我家的合法渡船。
可就是这样一条连我奶奶都明白的道理，在我家多次向县交通局投诉后，交通局的执法队开着执法艇多次到场却始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是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葛二侯的无证黑渡船毅然在我家渡船东边非法地营运着。我奶奶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愤愤不平地与葛二候论理，最后竟被葛二侯破口大骂，直至大打出手，至我奶奶身受重伤。我奶奶竟然死于邻居葛二侯之手，葛二侯虽被判处两年徒刑，可是我却永远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奶奶。
伤心之余年少的我始终觉得交通局的那些执法官员们罪责难逃，是他们的无能和不作为才造成了我们两家邻居的人财两空、两败俱伤。
本来事实很清楚，如果执法部门及时正确处理好就不会发生以上悲剧。只要执法人员能及时用执法艇拉走葛二候家的船此事就解决了。可是那些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虽然来过多次就是拖着不解决问题，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往深层次里想就是为了拿我们两家的好处，只要拖着不解决他们就可以“吃两头”。我家没送礼，而葛二候家为了摆渡先后向交通局的有关领导送了大米、油、鸡、酒和香烟。官员们只要有好处拿哪管什么是非对错。他们甚至连老百姓的死活都可以不管，反正酿成悲剧与他们的利益无关，他们终是丝毫无损。
1982年夏天我们的家乡开始实行分田到户，我一家九口人（奶奶刚刚去世）只分到四、五亩蚕豆地，收成又不好，使得一家人的吃饭成了严重的问题。
真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
1983年7月1日一场龙卷风又把我们家乡卷成了一片废墟。在战天斗地的抗灾期间我的高考分数下来了。
愁云笼罩着的家从此才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这一年二本起分线是475分，而我的高考成绩是496分，按理只要我填报江城医学院的志愿是完全能被录取的。可是由于我的无知使我失去了就读江城医学院的机会。
江城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学制五年，可是同样隶属于交通部的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学制仅是三年，我家贫无钱供我读书，只求早日参加工作能拿到工资可以贴补家用。是时家中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正在求学之中，于是我自作主张填报了“南京航专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志愿。
在我的意识里，真不清楚大专和本科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南京航专和江城医学院都是二本批次录取且同属于交通部，就认为将来毕业后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在三年的大学生涯里我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自学了《中国通史》我爱好古典文学，业余时间看了很多古典名著和唐诗宋词。
我热爱集体活动，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1985年学生时代的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建831班班长和学校土建系学生会zhuxi。
在三年的大学生涯里，我始终充满着理想和希望，可是没有能学医成为一名白衣天使成了我抱憾终身的事情。
童年时代从我看到当“赤脚医生”的大表姑便开始崇拜医生，后来求学之中，我知道了三黄五帝时尝百草发明医药的神农、战国时期救死扶伤的医生扁鹊、东汉时临床医学家华佗、唐代医学家药学家孙思邈、明代时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还有后来为我老爷爷治好病的江医附院的白衣天使们，他们都是我崇拜的偶象。可是我一时的无奈和无知做出的决择让我今生今世注定与医院、医学、医生擦肩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