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老彭请徒弟高矿安来家里吃饭。高矿安，二十六七岁，长得肩宽体阔，步履如磐。原是县里的下乡知情，招工进厂，叔叔在县武装部工作。彭嫂今天休息，亲自下厨烹饪，虽然是家常便饭，却是色香味俱全的摆了一桌，引得高矿安吮嘴咂舌，赞不绝口。老彭从食品柜里拿出张弓大曲，端出一套酒具。高矿安接过老酒，把酒瓶颠倒摇晃几下，看着瓶里的酒花，赞道：“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老彭摆好四个酒杯，也给彭连斟上一杯。上学的孩子是不能和大人一起喝酒的，这是老规矩，今天破例，证明彭连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同席共饮。彭嫂厨房忙完，解下围裙，坐在老彭旁边说：“小高，以后休息就来家里吃饭吧，总吃食堂会腻，来家里换换口味。我做的菜都有点辣，不知你吃得习惯吗？”矿安说：“阿姨，您做得太好吃了。想不到，茄子可以这样做，真好吃；鱼炸得焦脆，连骨头都可以吃。我们这里都不吃鱼，鱼刺太多，老是扎嗓子，还取不出来。”老彭用筷子指着盘里的鱼：“这鱼我们叫穿条，长不大的，做的时候把头去掉，小火慢慢的炸，炸酥炸脆，连刺一起吃。”矿安说：“河滩里这鱼到处都是，成群结队。”老彭说：“这是昨天我下班后和彭连去河滩沾的，只下一网，就沾了两三斤。”矿安又夹起一条鱼，翻转看看，放进嘴里，细细咀嚼。
酒过三巡，老彭说：“你看彭连他们几个去县里验兵，一会儿时间还跟人打架了，段颂伤的不轻，唉，总是让人操心。”矿安停下筷子问彭连：“怎么回事，和什么人打的？”见彭连低头吃饭，又说：“这几个人长的什么样？你说说，县城不大，好打架的就那几个人，看我认识吗。”彭连看到父母在场，也不便多说，嘟囔一句：“他们跑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安志军’。”“有他？”高矿安带着筷子拍桌，吓了彭嫂一跳，自感失态，尴尬一笑，不语。老彭说：“这些孩子，没吃过亏，吃几次亏就老实了。自古强龙不压地头蛇，去人家门口打架，能占便宜？”彭嫂打断说：“小高，你叔叔在县武装部忙吗？等下星期休息了你带着彭连去看看，我们都工作忙，走不开。”又对老彭说：“看什么时候去，准备一下。”高矿安说：“等我休息回家，带着彭连一块去县里转转，再找找上回打架的几个人，回去给他们上上课。别的地方不敢吹，在县里，我说话，这些社会混混都听。”高矿安酒量不大，喝点酒，话就多了，感觉在吹牛。彭嫂喝了两盅，说工会有事，提前走了。
下个星期天，彭连叫上嘉运，赵明一块儿去县里。他们在家待着也没事，做个伴；段颂因为头上伤没好，没有去。老彭提着一个黑色提包，交给彭连，彭连觉得提包难看，换成了银灰色的马桶包，是别人从上海带来的。四个人先坐早上的班车，到洪阳下车等长途汽车。班车穿过310国道继续行驶五公里，到火车站接送人。路上的长途车越来越多，车顶上都载着满满的包裹，这是以前没有的景象，过去是投机倒把，现在叫繁荣市场。
四个人上了车，说起打架的事，高矿安说：“安志军是我徒弟，一直缠着和我学拳。那小子挺仗义的，就是看他老实，我才教他的。如果他在外面打架，我是不敢教了。家里知道会惩罚我的。县城不大，你们说的几个人我都认识；还有一个叫猴子，经常在路边赌博，玩三张纸牌，骗一些刚卖完猪、羊、粮食的农民；他有一个托，是个秃头，赌博的时候在旁边装观众，对方输急了要打架，他又从托变成打手。还有一个穿喇叭裤的，外号叫钳工，经常在长途车上掏包，就这一段路，属于他们的地盘，到了地界就下车往回坐。今天阴历逢五，是县里赶集的日子，我们有可能碰到他们。”“警察不管吗？”彭连不解的问。“都是惯偷，抓了放，放了抓，判刑不够，不管老有人报案。长途汽车的售票员都认识他们了。”一时无语，矿安又问还有谁受伤。嘉运说：“当时打架的时候没感觉，回家后我的腰和背疼了好几天。俩人从背后打我，当时精神紧张，不知道痛。”赵明说也是一样的，疼的晚上睡不着觉，翻身都疼。矿安说：“打架时，对方人多，如果旁边有墙，你就背靠着墙，如果有树，你就靠着大树，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背后受敌，正面就好对付了。”高矿安不光会拳脚，野战经验也颇有一套，令三人叹服。
车行驶到张岭车站，上来三个年轻人。正是喇叭裤、长毛和胖子安志军，上车后先四处巡视。嘉运说：“打架的就是他们。”矿安示意不要说话。因为四个人坐在最后排一，长毛三个人没有看见。
见三个人上车，坐在门口的女售票员认出了他们，高声喊道：“各位旅客，大家都醒醒，看好自己的钱包。”有歪头瞌睡的人抬起头，揉揉眼。喇叭裤巡视一圈，看到一个穿着黑粗布夹袄，五十多岁的男人，斜背着黑色人造革提包，站在离售票员不远的地方。喇叭裤和长毛一前一后的围住黑衣男人，安志军遮挡顾客视线。高矿安说：“你看，他们要对黑衣人下手了。”黑衣人警惕地看护着提包。车在疾驶，颠簸。当售票员报下一站名的时候，他再伸手摸提包时，惊慌地大叫：“钱没了，我的钱没了。”众人看去：提包被割开一条大口子，几乎和提包等长，让人看了哭笑不得；售票员知道是喇叭裤干的，但是又抓不到证据，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以前办过这种事，停车不开门，等警察来搜查，甚至把他们几个带走，也没找到钱，只得放人。售票员大声喊：“谁见到钱了赶紧还给人家，看看老人家多可伶啊，发发慈悲吧，还给人家。”眼睛却看着喇叭裤。喇叭裤三人很快分开，靠近车门，等待下车。此时的黑衣人急的团团转，带着哭腔说道：“老天爷啊，是谁把钱拿了，还给俺吧，那是俺给老伴买药的啊！要不然谁舍得把半大的猪娃卖了。把钱还给俺吧。”高矿安已经按捺不住了，站起来装作不认识的对着喇叭裤说道：“谁拿了赶紧还给人家，不要做坏良心的事情，都积点德，做点好事。”此时喇叭裤三个人寻声望去，见是高矿安，喇叭裤不敢违抗，假作正义：“谁偷的，赶快交出来，不交出来把他送局子里。”并对坐车的老实人乱吼乱诈：“是你拿的不是，赶快交出了。”一番贼喊捉贼的表演。安志军发现师傅也在车上，吓的对喇叭裤说：“别说了，快点。”见有人执言，售票员勇气骤增，大声说：“赶紧拿出来，再不拿出来就报警了。”喇叭裤把钱从上衣转移到裤兜里，裤兜是假的，钱放进裤兜，顺着喇叭裤腿滑落地上，不被人发现。喇叭裤把钱掉落在售票员的脚底下，又装模作样的到别处转了一圈，转回来，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售票员的脚下说：“你脚底下是什么？”售票员低头一看，是一个手帕，捡起打开，陈旧的纸币，皱皱巴巴、零零散散的包了一手帕。黑衣人已经走来，双手接过钱，又转身对着喇叭裤弯腰鞠躬，语无伦次地说着感谢的话，黑挎包的大口子像河马的大嘴，一张一合的呼扇。这时到了县城车站，几个人连蹦带跳的下了车，嘉运彭连也陆续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