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倭国人的条件十分苛刻，老蒋一怒之下佛袖而去，还扔下一句话，让倭国人去找劳动党，从此再也不见倭国特使。财政部长宋子文听说倭国人的条件后，也十分地愤怒地对蒋介石说：”这小倭国也欺人太甚！根本不拿国民政府当回事，华北仗打败了还这样嚣张，简直是对政府的莫大侮辱，主席应予有力回击才是。倭国人在华北被劳动党歼灭了七十万人，早已成了强弩之末，量上海和南京的倭国人也不会有多大的抵抗能力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派部队收复上海和南京。”老蒋的内心又何尝不想这样，然而八路军已经捷足先登，将大批的精锐部队调往苏鲁皖一线，已经对上海和南京构成合围之势。第五战区的国军部队虽然数量不少，却与八路的实力相差太悬殊，为了避免发生所谓的误会，或是干脆被八路浑水摸鱼给改编了，基本上都忍气吞声撤入了豫皖境内。就算是八路全撤走，让国军去收复上海和南京，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难免再打成一场淞沪会战的结局。蒋介石的确想做点什么，但是又不知从何处着手，只有静观其变。
倭国特使是以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为首，还有在华倭国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倭国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组成。由于蒋介石闭门谢客，同zg接触又苦于无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军部多次来电催问同中国政府的接触情况，情急之中想到了国民党亲日派的汪精卫，便找到汪精卫帮助同八路牵线联系。
汪精卫安排亲信周佛海，帮助倭国特使同第二战区的zd司令长官联系，要求到太原面见zg首脑进行会谈。把以”支那战略调整奏折”内容为基础，同时又提出和平解决上海和南京问题，日方提出的方案一并传递给了zg。但是汪精卫直言不讳地提醒会谈首席代表，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这样的苛刻条件只有战胜方才能提出。而日方在华北大战中惨败，如果还是这样口气强硬，恐怕谈判会毫无结果。zg同国民政府不同，不仅态度十分强硬，对贵国也并不友好，所以很可能自取其辱。影佐祯昭大佐也同意汪精卫的看法，但是对于倭国军部的指令只有执行的义务，只好硬着头皮去完成这一任务。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在此不得不花较大的篇幅，将汪精卫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向人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吒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至少，汪精卫在推翻封建清廷的辛亥革命中，将生死置之度外，几乎把一切都奉献给革命，这段历史应该实事求是地域以记载。
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劳动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劳动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劳动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5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
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劳动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1926年4月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劳动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劳动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劳动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同夫人陈璧君的爱情，也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经过生死离别的考验的基础上。汪精卫同陈璧君的爱情产生，是在汪精卫刺杀清廷要员未遂被捕入狱，被判为无期徒刑期间，陈璧君当时冒着生命危险，也参与了刺杀行动。两人越过监狱的大墙相互传书，情书相互爱慕之情，如果不是汪精卫后来投靠日寇，搞什么曲线救国，两人的爱情故事必定成为一段佳话。
在中国凡事都讲究”盖棺定论”，你要是在进入棺材之前，做了一件蠢事致晚节不保，尽管你在此之前做过无数好事，都将不留痕迹地一笔勾销。汪精卫就是这样的蠢人，无论你出于何种动机，最不该做的就是向可恶的倭国人妥协，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贼，货真价实的大汉奸，永远地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罪名。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
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卫拥有近似于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起来。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就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由于来自未来的力量介入，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变，许多曾经发生的事都没有发生。例如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轰炸重庆等等，也包括汪精卫投靠倭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大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