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积重难返
后世对王元庆的评价非常多，在很多人看来，王元庆只能算得上是“功过参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没人否认王元庆在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贡献，不管是一意孤行的发动对日战争、还是义无返顾的推行政治改革，王元庆在他那个时代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后来者”，王元庆的很多贡献都不比纪佑国差。
别的不说，“政治改革”就足以让王元庆与共和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比肩。
如果说王元庆是“自觉自愿”的推行政治改革，肯定没人相信。虽然王元庆与纪佑国的关系非同一般，深得赵润东、彭茂邦、潘云生、庞兴龙等前辈领导人支持，与项铤辉、宗应仁、顾卫民的关系还算不错，甚至得到了绝大部分少壮派军人的拥戴，但是王元庆的基础远不如纪佑国与赵润东，上任之初的影响力也比不上纪佑国与赵润东，即便打赢口木战争也无法在众多官员心目中树立足够的威望。
实际情况是，王元庆上任的时候，政治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当年，纪佑国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对共和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必须设法为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让成千上万的家庭获得可靠的经济来源，经济发展成了纪佑国的首要任务。为此，纪佑国启动了“炎黄计划”，依靠超前的科学技术发起了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甚至为后来应付全球大萧条打下了基础。
王元庆上任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与经济发展严重倒置的政治体制。
虽然在“产业结构调整”后效的影响下，共和国的经济仍然在继续前进，而且随着全球大萧条结束，世界各国经济逐渐复苏，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增长点，但是国家发展不能以偏概全，更不是一好遮百丑。在广西工作的时候，王元庆就认识到，共和国的所有国内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有关。
解决不了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
更严峻的是，如果由政治体制产生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改革”不但会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牟取新利益的工具，还会受到民众的坚决反对。不说别的，中南风暴之后，赵润东决定将3家规模最大的国营电力集团拆分成6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允许民营资本经营包括聚变核电站在内的电力项目；改变由国家电网集团统一制定电力价格的制度，由各家电力公司直接与消费者签署电力供应合同；打破国家电网集团与国营电力集团的电价的垄断，让民众享受到更加低廉的电价，推动“电力革命”的前进步伐，从而更大限度的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该改革方案一出，反对声不绝于耳，就连普通民众都坚决反对。原因无二，民众并不认为能够从这项改革中获得好处，认为国家借此扩大垄断规模，变相增加民众的生活负担。由此可见，受各种弊端的影响，民众已经谈“改革”色变，认为“改革”不是为了“让利于民”，而是变相增加民众的负担。
失去民众支持，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
一方面，民众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另外一方面，民众对改革失去了信任。
矛盾相加，后果难以想像！
上任之初，王元庆给李存勋“布置”了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利用军情局的资源，绕过所有其他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秘密进行与民众的生活生产、与改革工作息息相关的“全民问卷调查”。
这份调查的内容如何，除了王元庆与李存勋之外，没人知道。
看完调查报告之后，王元庆就一把火烧掉了原件，并且命令李存勋不得在有生之年向任何人提起与调查相关的事情。
直到王元庆去世后，李存勋才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
当然，李存勋的回忆录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
可以说，调查结果足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当时共和国国内矛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也许几组数字更容易说明问题。2026年，中央与地方税收总计226478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4%。表面上赋税率并不高，但是算上94782亿元的行政收费、127457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全归地方政府）、47567亿元的“其他收入”等“非税收收入”，实际赋税率为42.5%。这个赋税率高不高呢？发达国家中，达到同样赋税率的只有法国与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最为完善的北欧四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共和国的社会福利低得完全可以“忽略不及”，在2026年的政府开支中，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的总支出仅占“税收”的22%，远低于美国的60%、法国的65%与北欧四国的80%。由此可见，共和国的实际赋税率非常惊人，几乎到了民众无法承担的地步。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绝大部分税收没有用在民生建设上，仅行政开支就占了“税收”的一半以上。
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些数字更加严峻。
除了高额税收之外，共和国的最大问题就是“结构性浪费”。在军情局重点调查的东部与南部发达地区，每年的“结构性浪费”就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三成左右。以上海、广州两地来说，仅在2026年就以“公共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维护”为名，支出了近20000亿元的费用，而这其中，至少有15000亿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比如对建成不到5年的道路桥梁进行重建、花费大量的资金维护还在“保质期”内的基础设施。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不用人说，老百姓的心里最清楚。
以公共基础建设来说，因为从监管到拨款，大权均掌握在政府手中，最终导致监管不到位、随意拨款的现象屡禁不止，大量资金被用在了与民生无关的工程上，而且工程质量丝毫得不到保证。军情局在重庆调查的时候，听到很多老百姓反应，在20世纪建成的石板坡长江大桥用了快半个世纪了，仍然结构坚固、还能使用至少50年，而在21世纪修建的数座大桥，几乎年年翻新、年年维护，能否使用20年都是个问题。
用西方国家的话来说，共和国政府最爱搞的就是“基础工程”。
改革近50年，基础建设搞了50年，仍然年年在搞，年年扩大。原因是什么？不是说基础工程不重要，任何国家要想腾飞，都需要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轰轰烈烈的大搞基础建设，修建了数条贯穿全美的高速公路与铁路，不但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还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基础。关键是，基础建设肯定有个限度，不可能一直搞下去。从2025年开始，共和国的人口就逐渐减少，正式进入“人口衰退期”，即便共和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加快，可是按照各个机构给出的评估，共和国的基础设施已能保证城市化顺利完成，不再需要大兴土木，而应该集中力量解决城市化带来的民生问题。
政府乐于搞基础建设，因为这是看得见的东西！
相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纪佑国通过立法对“公车”做出了严厉限制，却没有办法限制政府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向行政人员发放高额“出行补贴”。换句话说，政府不再为行政人员配公车，却以现金的方式帮行政人员买私车，为行政人员补贴油费。
归根结底，都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大到无法监督，也没人可以监督。
巨大的“结构性浪费”，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如果不是“产业结构调整”使共和国建立起了足以与西方国家匹敌的高端制造业，创造了新的出口增长点，共和国的政治问题早就转变成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仅电动汽车一项，每年就为共和国创造了数千万个就业岗位与数以千亿计的出口收入。可是出口总有个限制，随着欧美在复合蓄电池领域取得的成功，即便共和国一再提高提供给民用市场的复合蓄电池的标准，也不可能长期霸占高端市场。激烈的竞争，最终必然使出口受阻，从而使出口问题转变为国内社会问题。
共和国要想继续前进，必须摆脱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提高国内消费。
增强消费，就得提高民众收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毫无疑问，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就得推行政治改革。
从根本上讲，王元庆推行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共和国建立一套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落实到现实中，政治改革必然、也必须使民众从中获益，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军情局的秘密调查，最终促成王元庆下定发起政治改革的决心。
把目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就能发现，王元庆搞政治改革，不仅为了解决国内问题，还为了改善共和国的国际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