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盈利模式，腾讯、阿里早期都这么做过，千禧年时，腼腆的小马哥也是夹着公文包穿梭在深圳大街接外包的。我们的业务很快有了起色，流水逐步在增加，我们也总结了些基础的拓客方法、项目开发和维护的基础规范。
不过我个人的收入并没有太多的增加，我期待的是公司赶快做大。
不过，那个办公室距离我实在太远了，我每天需要倒公交2个小时才来到那个鬼地方。而他们几个成员则都住在附近，加上他们彼此又是前同事，越来越让我觉得自己这个创始人被疏远了。
有一天，我来到办公室刚坐下来，却发现口袋里的钱包不翼而飞。我思索了好久——在公交车上被盗了，因为办公室正处于偏远的城郊，治安有些糟糕。紧急时刻我依然想起了110。电话接通后，我们开始了相声表演。
“你的钱包是在哪里丢掉的呢？”电话那头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
“那你是在哪里下车的呢？”对方继续关心的问我
“在城阳。”
“哦，那你拨打城阳的那边的电话吧，这个不归我们管。”对方挂了电话。
我急切的寻找电话号码，然后拨打。
“请把案件情况描述下。”
“.......”我重复上一个电话里的故事。
“你是在哪里上的车呢？”
“在四方区。”
“哎呀，那不行，你得联系那个区的派出所，这个我们管不了的。”
我脑子嗡地——十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我认为我需要将公司办公室地址换到市区了。同时这也会解决一些客户上门的问题，因为经常会遇到客户因我们的规模较小而担心合作风险的问题，而且办公室在崂山区，而许多潜在客户集中在主市区。于是我想到了迁移办公室，利用业余时间大概花费了一周时间，在距离我较近的市区找到了个不错的居民房，将办公室临时设立在那就可以增加客户的沟通效率。
作为团队的发起人，又是核心技术人员，我认为这个决定会理所应当地得到团队认可，至少其他合伙人应该尊重我的建议。
由于房源紧张，事不宜迟，我想先把房子给定下来，然后再去通知合伙人。租房定金交完后，我就急匆匆的钻到公交车直奔办公室，跟住在那边的团队碰头，通知这个决定。
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说出决定后，他们都耷拉着脑袋，抑或是欲言又止的瞥了一眼我。足足有几分钟无人表态，我知道，他们早已经站在一起了。不过，我依然给大家讲解迁移办公室的好处，良口苦心地告诉大家我们需要调整公司的发展方向，以便于扩大团队。
结果是不欢而散，我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意外的发生。
次日，我又给财务打了电话，“命令”她赶快将租金转过来。我本想着，我有足够大的力量来驱动团队按照我的想法，但是这次对方竟然用强硬的口吻拒绝了我。顿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事实。他们已经抱在一起，把我排除在外了。我独自一人在青岛的马路牙子上徘徊，脑子里闪现出一个“政变”的场景，大概有那么一秒钟，我竟然有了“恐惧”的感觉。
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挽回这个局面，因为公司还没达到一定的量级，我选择了放弃。不过我觉得可以循着原来的运作方式，重新组建一个公司，至少可以先从接单开始。
阴历年春节已经临近，QD市南区的空气异常的湿冷，我和来青岛看望我的弟弟两个人拿了一大盒名片，开始沿街发放广告。从四方区一路晃悠到市南区，大部分门店都冷冷清清的，我几乎毫无收获。
那些天我有些憔悴，经常爬到嘉定山上转悠消遣。最终在除夕的那天，我收拾好寥寥的几件家当，和弟弟坐上了开往安阳老家的绿皮车。火车开的很慢，我和弟弟四目相对，却一路无言。
回想起这次短促的创业，除了有一点心得，更多的是反思到自己的不足。
我犯了许多的错误，首先在团队组建时，我并没提前做好项目规划；在为问题或决定进行讨论前，我也很少先在内心定下答案。在团队成员职能划分上，仓促将财政大权交给了一个自己并没有过多交往的人，而且这个团队是我们仅仅一面之缘，彼此没有足够的认知，就仓促的组成了。在股权的划分上还采用典型的平均分，而且不管来自何方一律封为“股东”。在没有足够实力或领导力的情况下，我竟然还自我安慰，“臆想”对方或许会如何如何。
此外，我还发现有恋人关系的人通常会在决策时，严重依赖于另一半，尤其是女性合伙人。如果合伙人恋爱了或者结了婚，那么一定要判断下他（她）能否独立思考，如果总是受另外人影响，那么应该放弃合作，至少应从重大决策会议里踢出该人。
最重要的是，作为创始人，你必须足够的主动，主动地布局，主动地快速地决定一些事情，对于重要的决策应事先内定于心，甚至有些决定应抱着让团队听听结果而已的态度。这样子可以帮助创始人专注于重要的事情，避免相当多的不必要的麻烦，减少一些琐碎的、毫无价值的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