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在几个月之前，海宁或许还会在自己的老巢里逗留更长的时间，以检验这些从五湖四海寻找来的各色伴侣们。但当时他已经接到了乾隆皇帝的书信，前往遥远的西域去参加那场实在是不太方便，因为创业者大展拳脚的战争。
不过，环球集团在海宁的后宅管理上已经颇为用心，即便他不在这里，包括华英在内的许多人似乎也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给这些伴侣们科普海宁最近情况研究的一些课题。
自从决心给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现状在欧洲正名，以避免被某些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之后，海宁和环球集团在各类报纸上与对方进行的骂战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尤其是不列颠岛上的，某些人惊讶的发现有出版物之词，果然在发表观点和指导舆论上是有着最大优势的，不过即便如此，环球集团在这方面仍然拥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即便是那些物业电脑上的小报社和印刷厂也需要看海宁的脸色行事，如果有什么被他定义为虚假信息的文章要发布的话，是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打回去的。而且海宁的这种规定，甚至还赢得了一些相对严谨的人的支持，就连英国内阁当中也有不少人对此称赞有加。
不过即便如此，事态的演变也开始向着其他方向发展起来。在文学方面展开激烈的争斗，并出版了大量的纪实作品之后，环球集团开始将自己的触手延伸到学术领域当中。想要真正的改变欧洲对于现在中国的认知，不光要打倒那些摇笔杆子的投机分子和普通作家，还要在学者当中打造出自己的学术旗帜。
为此海宁在离开之前已经开始琢磨如何在更严谨的方面为中国的去妖魔化而战斗了。
想要论述一个闻名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底层逻辑，你让人们相信这个文明确实是这样的，那恐怕不可避免的要从这个文明的起源说起来，而这却是一个浩瀚的工程。
在古代世界各民族文明的起源问题上，素有两派不同的基本观点存在：一元论和多元论。一元论相信上古各族文明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多元论则反是，认为各种文明可以各自独立地产生。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其后新时代的到来，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空前增加，致使“地球变小”。在向现代世界疾进的竞赛中，欧洲人成功地领先一步。于是他们的足迹和眼光遍及全世界，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一元论也随之盛行起来。当人们在远隔万里的不同国度的历史上发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或观念时，产生一元论的思想，并进而试图探明这一共同的源头何在，本来也是相当自然的。但是这种一元论很容易招致被选为“源头”之外的民族的反感情绪。在竞争中失利的人往往是神经过敏的。特别是当双方都掺入了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之后，学术争论很快就会滑入歧途。
从逻辑角度来看，一元论者给自己招来的任务实在是过于艰巨繁重了。既然相信诸古老文明同出一源，则至少要向人们阐明从源头向各处扩散传播的机制、动力和途径——而这样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难以解释的细节，并随时遇到难以完满答复的驳难。相比之下，多元论者认为文明可以各自独立产生，则回避了上述一切困难，自然很容易从理论上守住阵脚。再加上随着学术的成长，西方学者也逐渐从沙文主义色彩的自我优越感中解脱出来。十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流行的“泛巴比伦说”“泛埃及说”等一元论派理论，如今都已退潮。
但是，一元论的基本思想看来仍未失去其魅力。一元论学说经过一些收缩和精致化，依然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这些学者中包括李约瑟，兹举他的一段论述为例：
确实，诸如在戈登·蔡尔德著作中提出的、并由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精细概括的见解，已经成为公认的看法，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发明，例如火、轮子、耕犁、纺织、动物驯养等，只能想象为是由一个中心地区起源，而后再从那里传播出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认为是极可能的中心。……确实很难令人相信，青铜的冶炼曾经过多次的发明。但是到了晚得多的时期，如在公元后第一千纪期间，对于较复杂的发明，例如手推转磨、水轮、风车、提花机、磁罗盘和映画镜等，人们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些东西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很难想象会有两个起源。
要对这段论述作出评判并非易事。
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也曾提出过许多理论。但这些理论通常不是假定华夏区域的土著接受某种西方文明，而是作釜底抽薪之论——论证中华民族系从西方迁来。最早出现者为埃及说，发端于耶稣会士柯切尔，柯氏曾发表《埃及之谜》（罗马，1654）和《中国礼俗记》（阿姆斯特丹，1667）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1716年法国主教尤埃著《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主张古埃及与印度早有交通，故埃及文明乃经印度传入中国，进而认为印度与中国皆为古埃及人之殖民地，两国民族则大都为埃及血统。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德经也力倡埃及殖民地之说，他大约是持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经于1758年11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之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论，进而称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甚至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1122bc）。——这一观点迅速引起了海宁的激烈反对，即便他当时还在西域筹划作战，仍然特地让人在环球集团的嫡系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反驳文章，文章当中他一针见血的指出，某些学者的观点简直就是自我想象的主观臆想。
此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德梅兰、华伯顿、尼特姆等人，立论之法各有异同。但在同时，反对者也有不少。而到二十世纪，这些学说都已失去其影响力。
当埃及说逐渐衰落时，又出现巴比伦说，主张中华民族源于巴比伦。十九世纪末，伦敦大学教授、法国人拉克佩里发表《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一书。认为中华民族系由巴比伦之巴克族东迁而来，且将中国上古帝王与巴比伦历史上之贵族名王一一对应，如谓黄帝即巴克族之酋长，而神农则为萨尔贡王，等，并找出双方在文化上大量相似之处。拉氏之说出后，响应者颇多，1899年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发挥拉氏之说，且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活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以证成其说。1913年英国教士鲍尔又作《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也持同样之说。
与埃及说问世之后的情况不同，巴比伦来源说问世后竟然大受中国学者的欢迎。一时间响应之作纷起，如丁谦之《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之《中国人种考》、章炳麟之《种姓编》、刘师培之《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种原篇》等，皆赞成或推扬拉氏之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方豪的解释是：
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之后，在共和国一流学术权威的著述中，巴比伦来源说仍未受到断然拒斥。例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初版于1931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曾三次重印——人民出版社，1952；科学出版社，1961、1982——其中仍可见到如下的论述：
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
由此可见巴比伦来源说确有相当的生命力。当然，此说同样有许多反对者。
但当时，因为还没有人类基因学这种足可以给这些假设提供客观依据的学科诞生并崛起，因此虽然反对者众多，而且也可以从主观臆断者所汲取证据的领域搜集到更多的反对证据，但是却始终无法彻底的扑灭这些人的怪异理论。
不过海宁是一个在这方面素来很任性的人，他甚至干脆了当的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在报纸上科普了基因学说及其在这方面可能会起到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即便到了21世纪，也没能彻底的还原一张人类迁徙的蓝图和文明发展的概要，但海宁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决心，他准备在18世纪就完成人类21世纪还没有完成的科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