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温克尔曼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沃波尔在写给历史学家罗伯逊的信中说：“好历史学家是所有作家中最难求的。无疑，文体优雅不可多得，能掌握翔实的资料更弥足珍贵，要是两者能配合得恰到好处的话，能够持平不偏真是这个巧合中锦上添花的好东西！”吉本诚然未能通过这个持平不偏的试炼，但塔西佗——唯一能在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群体中和他抗衡的一个——也过不了这一关。
吉本写了或开始了6份自传，他的著作执行人谢菲尔德第一任伯爵把这些自传编织成一份极为优美、却净化得不恰当的《备忘录》（1796年），有时被称为吉本的《自传》。
吉本还记了一份日志，这份日志起自1761年，然后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继续记录，直到1763年1月28日。他记录的这些主要来源被公认为极为正确，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系。
当然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那是因为这个小伙子还没有进入总结人生的年纪，他还没有那么多的感悟要书写出来。不过这也并不妨碍海宁这样的穿越者，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对此有所了解。
在那些散乱的自传文字当中，他用了8页的篇幅来详述他极为显赫的先世，残酷的系谱学家却将之夺去。他的祖父爱德华·吉本一世在“南海的梦”被戳穿（1721年）后，和“南海公司”的其他主管一同以渎职的罪名被捕。吉本一世的财产，据他自己估计约值106543英镑，除了其中的1万英镑悉数被充公。据我们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就用这笔钱“筑起一幢新财富的大厦，这个新厦……不比原先的差到哪里去”。他不赞成他儿子爱德华·吉本二世的婚事，因此他在遗嘱中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卡瑟瑞恩和霍斯特这两个女儿。卡瑟瑞恩的女儿嫁给爱德华·艾略特，艾略特后来为爱德华·吉本三世买了国会中的一个席次，霍斯特后来成为威廉·劳的有钱的拥戴者，因为她拖了很久才去世，还使她侄儿不高兴了很久。爱德华二世由威廉·劳担任其私人教师，念过温彻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娶朱迪斯·波顿为妻，生了7个小孩，只有1个没有早夭。
1737年5月8日，吉本生于萨里郡的帕特尼城。1747年，他母亲因怀第7个小孩而去世。他父亲把家搬到汉普郡的巴瑞顿乡间地产，离伦敦58英里，而把吉本交给帕特尼郡祖父家的姑母照顾。我们这位未来的学者就在那个藏书甚丰的图书馆里埋首苦读。他时常生病，使他在温彻斯特学校课业的进步不时中断，不过在他渐愈之后，他总是勤奋苦读，多半是读历史，尤其是有关近东的。“穆罕默德和他手下的信徒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本接一本地看，最后我终于转完了整个《东方史》的大圈子。16岁以前，我已经把那些用英文写成的有关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鞑鞑人与突厥人的所有史书都看遍了。”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成关于穆罕默德与哈里发及君士坦丁堡的占领那几章，堪称迷人的记载。
15岁时，他被送往牛津大学的玛吉达伦学院就读。“我到校时满腹经纶的博学足可使博士惊讶不止，而无知的程度又足以使学生感到羞愧。”他身体太弱，无法上体育课，个性内向，无法很随和地与其他同学打成一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称职老师门下的聪明学生，然而他渴望向学，却找不到热衷于教学的教授。大部分老师容许学生们有不上课的自由，还允许他们把一半的时间用在“懒散的诱惑”上面。他们还沉溺于“行为不检、择友不良、迟到早退、挥霍无度”——甚至还可以在学期中到巴斯城或伦敦去玩一趟。然而，吉本“因为年幼脸皮薄，无法像街上那些有男子汉气概的牛津人一般去考文特花园的旅社和妓院寻欢”。
该校教员清一色是教会人士，他们在学校教英国国教的《39条款》，并将之奉为圭臬。吉本生性好胜，向教授讨教。他认为从《圣经》和历史看来，天主教会配得上该教宣称的神圣性——这在自立国教的英国，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现实当中，这种行为通常是在宗教的光辉之下得以宽恕的，但这种情况是否一定要用通常来休市，这是未知之数，准确的说它取决于教会甚至国王的决定。
后来，一位信天主教的熟人给他一些悬疑的书，主要的有波舒哀的《天主教教义的解说》和那本《新教演变史》。这些书“促成我皈依天主教，我还真正被一只高贵的手触摸”。他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向一位天主教教士忏悔，被收入罗马教会——这件事情发生在1753年6月8日。
他将此事禀告其父，对被召回家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牛津不收天主教徒学生。而且，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新教徒皈依罗马正教更是属于“极大的出卖行为”。父亲急忙迫使儿子前往洛桑，并设法要他和一位加尔文教派的本堂牧师同住。他起先在那里终日郁郁不乐，幸亏帕维丽德虽然不很宽容，却很和善，于是我们这位年轻人才逐渐对他好些。而且，这位本堂牧师还是一个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吉本和写作法文的流畅才得以和英文一般，并对拉丁文有着相当的心得。不久他被介绍到有高度教养的家庭里做客，这些家庭里人的仪态和谈话，远比他在牛津学到的强得多。
他的法文日益练达，使他逐渐感到法国理性主义的清风已逐渐吹到洛桑。他20岁时（1757年）就在附近的牟瑞恩很尽兴地欣赏伏尔泰推出的戏剧。
“我经常和那些艺人共进晚餐。”他和伏尔泰见面，开始拜读伏尔泰的作品，也读了伏尔泰新近出版的《论一般历史》（即《论道德》）。他熟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而那本《论罗马人伟大与堕落之因》（1734年）更成为他《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点。总而言之，这些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加上他原来的休谟及英国那些奉自然神教者的作品，逐渐损毁了吉本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信仰，而帕维拉尔为宗教改革争取到的胜利也因吉本私底下接受启蒙运动而抵消。
能在同一年（1757年）分别与伏尔泰、苏珊·库查德两人见面，真是一大快事。苏珊年方20岁，金发、艳丽、乐观，与她信仰新教的双亲同住在离洛桑4英里的卡拉瑟城。她是普兰当的灵魂人物。这个集会有15到20个年轻妇女会员，轮流在各个会员家中聚会：唱歌、跳舞、演喜剧，还深谋远虑地和美少年**。吉本向我们保证说：“这些人的贞洁从未受到一丝闲话或疑心的玷污。”请看他的说法：
她几次短暂的访问洛桑地区的亲戚时，这位库查德小姐的机智、美貌和饱学是一致激赏的话题。对这样一个才女的报道唤醒了我的好奇心，我一见她就已倾心。我发现她博学而不炫耀自夸，颇为健谈，情操纯洁，风度雍华……她家道清苦，而其家人却值得尊敬……她允许我到她父亲家造访两三次。我在她家很愉快地过了几天……我不禁醉入幸福的美梦中。
他们于1757年11月正式订婚，不过苏珊答应时有一个条件，即吉本得答应和她一起住在瑞士。
此时吉本的父亲却深信自己的儿子如今定然已变成良好的新教徒，于是命他返乡聆听自己为他安排好的计划。吉本并不急于返乡，因为父亲已经再娶。不过，他还是听了话，于1758年5月5日返抵伦敦。“我马上发现父亲不同意我的婚事，而未获他的同意，我会极为潦倒、孤立无援。经过痛苦的挣扎后，我终于向命运低头。我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叹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服从。”他把自己叹息的心意于8月24日以信函传达给苏珊。他父亲为他安排了300英镑的年金。他的继母因为未生育而使他极为感激，不久他就对她表示友善。他把钱多半用来买书，而且“逐步形成一个藏书丰富、精选的图书室，这些书就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洛桑开始写，而在布尔顿——他夏天度假的地方——完成了那本《论文学研究》。
当然，这是好久之后的事情了——这本书1761年在伦敦出版，1762年又在日内瓦出版。由于该书以法文写成，而且主要谈及法国文学与哲学，在英国并未掀起骚动，而在欧洲大陆则被视为一个22岁青年极为杰出的成就。该书在历史的写作论上有一些极具意义的观念。“各帝国的历史是人类不幸的历史，知识的历史则是人类伟大与幸福的历史……一大堆的设想使研究的最后秩序在哲学家心中变成极为珍贵之物。”因此，“要是哲学家无法永远兼而身为历史学家，至少历史学家也该当当哲学家才行”——只不过这本看上去应该被高度表扬的学术著作，并没有引起海宁的注意，有一些机器仆人认为这可能是环球集团的损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吉本这作品仍然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海宁这一通俗易懂的观点给予了解释，那就是他的作品看起来有些吃力，所以他们不认为环球集团的出版体系有收入这本书的必要。而且，无论这样的失之交臂是吉本的损失，还是环球集团的损失，恐怕都不会影响他本人在这方面的自负，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吉本对他年轻时期的这部作品，可是自我吹嘘了很多次的。
在他那本《备忘录》上，吉本就非常自豪的说：“我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就渴望有历史学家的特性。”他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历史、哲学、文学的题目。18世纪，历史没有成为一门科学的借口；相反，历史倒宁愿成为一种艺术。吉本认为，他写历史时，能兼而身为哲学家与艺术家，以一个大规模的观点来处理几个大题目——这更像是历史创作者的观点，因此海宁对于这个家伙的恶感也由此多了很多——还要使这一大堆杂乱的素材具有哲学意义和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