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把那和雅从地上抱了起来，简单的吩咐了手下收敛尸体并予以安葬之后，便询问起了对方下一步的打算。
那和雅能有什么打算？如今海宁已经成为她最后的依靠，她的打算就是海宁的打算。
她默默的抬起头，不过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只是远远的看向了远方，她知道在那片叫做欧罗巴的大陆，还有一场战争在等待着环球集团。那也是她在海宁所带来的神奇屏幕上看到过的。
海宁知道，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她已经彻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对于一个姑娘来说，显然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动的阶段。
如果在一个蒙古姑娘面前，海宁根本无法表现出过分的矫情。他只能像草原汉子一样，赶紧果断的捅你姑娘的请求。
为了赶上普鲁士与萨克森的经典交战，海宁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到达现场，但从蒙古草原前往德勒斯顿，即便是借助最快的仆人帮助，也需要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之下，才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到达目的地。
海宁有些不太确定，在长时间不进食的情况之下，那和雅的心情会不会出问题？不过当那个姑娘看到海宁坚定的眼神之时，她知道，她家的汉子又一次要选择出征了。所以她义无反顾的爬上了马背，以为这样就可以追随她家的汉子远走天涯。
但海宁却慢慢的从马背上把她扯了下来，然后叫过仆人将她背在了背上。
光与影的变化从这一刻开始，随着周围景物的急速倒退，那和雅终于意识倒她正在以一种超越马体奔腾的极限速度，向着未来生活的区域飞速前进。在她人生的前十几年里，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刺激和快感。纵然他是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女孩也是如此。
8月28日，普鲁士对萨克森的全面进攻正式展开，诚如腓特烈二世对英国公使所说的那样，这场进攻并没有多么困难。但他接下来的部署和安排却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按照最初的想法，在拿下萨克森之后，普鲁士军队将会越过山区进入波希米亚并占领布拉格，那么，当冬天来临时，他就可以在波希米亚舒服地休养，这将扰乱维也纳的财政，也许还能让那个宫廷更明白些事理。
但事实上，萨克森人却在这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另外一套不同的剧本。
他们既没有奋起抵抗，也没有投降，而是向南撤退到易北河畔皮尔纳的一座要塞。如果他们能费些心思在那里储备物资的话，或许能够把弗里德里希拖上好几个月。
从奥地利人甚至事后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此处作为“中欧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就是如此坚不可摧。这显然大幅度的超出了腓特烈二世的预料，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早在1750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在讽刺诗《守护神》中，无情的嘲笑萨克森人的战斗力：当他们在战场上遇到普鲁士人时，他们就转身露出屁股，于是他们仁慈的对手就叫这群“多愁善感又谄媚的胆小鬼”跑回家去，继续制造瓷器去——当时欧洲瓷器制造的忠心还属于梅斯，但在青年战争开打之后，这一地位就迅速的易主了。
有人曾经毫无理由的猜测，那是腓特烈二世在占领萨克森之后给当地带去的改变，似乎这样开明的所谓明君，就应该能够产生这样的统治效果。但即便这样的猜测成真，如今的腓特烈也无权带给萨克森这样的改变，因为他根本无法完成既定的目标。
在被萨克森人挡住进攻的路线之后，很多人都已经明确的意识到：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萨克森人证明了自己能够拖延他足够久的时间，来撕毁他对米切尔勾画的那张时间表，那张计划的进攻速度与时间的对仗关系实在太过乐观了。
其实不光只有既有的局势显得悲观，连接下来的发展都让人感到不妙。
1744年惨败的记忆使腓特烈确信他不能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放任一支萨克森军队留在自己的后方。9月9日他到达德累斯顿，但不得不在那里等待。
与此同时，他的主要敌人的反应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起初，玛丽娅·特蕾莎对于腓特烈迫在眉睫的入侵行动毫无知觉，以至于消息最初送到的时候，她正在摩拉维亚和匈牙利边境上霍利赤的一个乡间寓所。她匆匆赶回到维也纳，开始带着哈布斯堡政府不常有的急迫感安排必要的动员。到了9月20日，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尤利西斯·冯·布劳恩和主力部队已经到达波希米亚北部的布丁（奥赫热河畔的布丁尼），就在布拉格和特普利茨的中间。
布朗尼的任务是拯救被困在皮尔纳的萨克森人。具体计划是让萨克森人渡过易北河突围到右（东）岸，然后南下到尚道与奥地利救援部队会合。但当奥地利部队在9月30日从布丁北上时，迎面撞上了驻扎在易北河畔罗布西茨的腓特烈。腓特烈的情报出现了纰漏，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以为自己面对的只是一支正在撤退的奥地利后卫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意识到危险：他面临的是一群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大约2.85万名普鲁士士兵对阵大约3.4万名奥地利士兵）。随后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此时的他们当然还不知道，这场恶战将会让他们双方付出各自约10%的伤亡比例。身为土著的他们自身正惶恐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降临，而作为穿越者的海宁，却已经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充分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此时早已经可以悠哉悠哉的欣赏着每一场战役的到来。
一个9月，海宁都在那和雅等蒙古姑娘的陪伴之下观察着这场激烈的攻防游戏。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通过各种通讯方式想要了解到前线发生的各种消息。
由于土谢图汗死在了海宁的面前，所以成衮扎布蒙古草原的平叛行动，已经基本上宣告结束。虽然青衮扎布仍然还在追捕当中，但乾隆皇帝对海宁的感谢以及对功臣的封赏都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安排阶段。
如今他和海明之间的关系也已经被弥合到了最初合作的那种层次，所以他对欧洲战事的关注也得到了环球集团的积极响应。因为这一点，大清帝国的普通朝臣都因此而沾了一些光，他们对于欧洲的了解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
但是其实，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认知，恐怕连那和雅的程度都还没有达到，毕竟这位小姑娘此时正在接受着海宁的全面指导，他们的交谈，从战争最初的动向说起。
“腓特烈二世之所以率先进攻萨克森，主要是因为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和国王常驻的波茨坦都坐落在容易受到攻击的、脆弱的边境地带。入侵的敌军可以利用易北河，把给养物资运送到勃兰登堡的核心地带。另外，萨克森与维也纳、凡尔赛都有着重要的王室联系，法国王太子就娶了一位萨克森公主，而这两个国家都是普鲁士的敌人。同时，萨克森军队也绝非易与之辈，他们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打得不错，在下一场冲突中也理应有良好表现，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打掉。最后，萨克森选帝侯兼任波兰国王。无论波兰国王的权威有多么微弱，至少也可以为普鲁士东部边境制造麻烦的企图而创造一些机会。如果不想落得个东西夹击，腹背受敌的尴尬处境，那么萨克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拿下来。”
那和雅没有想到，欧洲的小小战争竟然也可以牵扯到如此之多的因素。
其实这场战争当中还有很多好玩的因素，虽然战争还没有全面开打，但许多主要的角色都已经露过面了，这其中除了各国君主之外，最为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就是那位奥地利的指挥官布劳恩。
布劳恩是“野鹅”最著名的后人之一。所谓“野鹅”是指那些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他们在博伊奈战役后，宁愿为外**队效力，也绝不向“荷兰人比利”——这一称呼是对光荣革命之后，当上英国国王的荷兰人威廉三世的戏称——效忠。布劳恩的父亲最初在法军中效力，但在1707年，马尔伯勒公爵促成了布劳恩的父亲转投哈布斯堡军队。布劳恩追随父亲投身奥军，在意大利、莱茵河战场上，尤其是在1740到1742年间的波西米亚战役中，施展并磨炼了他的军事才干。
布劳恩并不怕打仗，但是，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萨克森军队脱离险境。他向西北方派出一支9000人马的偏师，试图怂恿萨克森人走出他们的堡垒，与自己会合，但没有成功。此后，布劳恩打算在一块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与普鲁士人打一仗。在具体行动上，如果萨克森人最终决定放弃皮尔纳的话，奥军在罗布西茨的部署能让两军从容后撤。在战术上，复杂的地形为防御战提供了良好的战机，他可以利用腓特烈求战心切，为对手布下天罗地网。总而言之，奥地利军队准备充分利用上述两个战机。
这一系列的主客观想法造成了之前的一系列攻防机动，但这并不是这一系列攻防机动的最终结局，因为布劳恩还没有放弃努力。
布劳恩直接指挥的部队约有3.4万人马。他的步兵数量超过普军，但他的火炮和骑兵略少一些。普军在战术进攻理论上有优势——这种虚无缥缈的优势，一旦被历史学家单独挑出来说的话，那恐怕就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优势了，而是明明确确的时代差距，普鲁士军队在这方面的优势恐怕是领先奥地利数十年而不止的。不过普鲁士人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在战场侦察方面有短板，因此，这位奥地利将领打算利用对手的优、缺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布劳恩在开阔地带部署了一支强大的前卫部队，其任务是阻止和打乱普军的首轮攻势。布劳恩意图引诱普军深入主阵地前面的一连串小块杀戮场，而他的主阵地位于一片由沼泽和湿地组成的天罗地网后面。普军步兵在前进的过程中，既无法展开，也无法协调步调——这对于排队枪毙时代的军队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易于遭到奥地利骑兵和火炮的打击；凭借由奥军野战工事加固的复杂地形，奥军骑兵和炮兵可以免受普军同行的打击，从而全力以赴地发挥各自的打击威力。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布劳恩希望不动用主力部队就赢得会战。这样一场靠节约兵力取得的胜利，本身不会终结这场战争。然而，这场胜利将增加解救萨克森人的机会，还会阻止普军向布拉格挺进。尤为重要的是，此战会打破普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神话依然像瘴气一样萦绕在奥军头上。
起初，布劳恩布置的陷阱效果极佳。在普军步兵排好战线挺进时，布劳恩的炮兵给敌人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普军士卒及其指挥官们都没有经历过——至少不记得——类似的事情。战役开始之前，什未林元帅曾轻蔑地说：“奥地利炮兵打不出什么实际战果，只会制造噪音，在懦夫、新兵蛋子和天生胆小鬼中间引发恐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地利军队在新任炮兵总监约瑟夫·文策尔·列支敦士登亲王的领导下，已经让炮兵这个饱受诟病的兵种经历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复兴。列支敦士登自上任以来，规范了管理，提振了士气，并发展出一套战术体系，其基础是把重炮集中起来，由全军统帅直接指挥，而不是传统的模式——以一两门炮为一组，沿着前线分散部署。
10月1日，也就是在腓特烈二世终于掉进陷阱的这一天，由12门12磅炮组成的“中央炮兵阵地”，让什未林变成了一个自打耳光的骗子。
乌尔里希·布雷克是第13步兵团中最怯懦的瑞士雇佣兵，他说炮弹“无情地放倒战线中的士兵，仿佛他们是一丛丛的稻草”。另一名火枪手的脸上“溅满了泥土、脑浆和颅骨的碎片”，一枚炮弹把他手中的火枪化为齑粉。
不过，这家伙被称为胆小鬼可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奥地利炮兵确实有所长进，或许他们确实给普鲁士人带来了足够的危险，但他们面对的终究是整个德意志地区最强悍的军队之一，而在数十年之后，这支军队还会将之一这两个字从他们荣誉的标签之上拿下来。
普鲁士步兵虽然谈不上毫无畏惧，但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仍然坚持继续挺进，他们自己的12磅炮也迅速投入战斗，提供火力支援。只不过，奥军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任何解体或撤退的迹象，因此，腓特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他面前的真是敌军的后卫部队吗？还是说布劳恩要跟他打一仗？
为了明确答案，国王派出8个胸甲骑兵中队，进入山谷试探奥地利人的意图。这些倒霉的骑兵迅速策马前进，撞上了先前隐蔽起来的奥军枪炮编织的火力网，奥军骑兵又适时发起冲锋，这些乱七八糟的普军骑兵被赶回了出发位置。
此时，普鲁士的战术理论与战术常识发生了冲突。腓特烈的黎明行动是一次糟糕的武力侦察，不是一场进攻。但是，他的骑兵训练有素，在首次冲锋失利之后，没有等待命令就发起了第二波冲锋。就在胸甲骑兵挺进的同时，其余的普鲁士骑兵——43个胸甲骑兵和龙骑兵中队，以及1个骠骑兵团，穿过本方的步兵战线，排成战斗队形。随着普鲁士生力军进入奥地利重炮射程，他们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刚才发动了第一波冲锋的普军骑兵重整旗鼓，也进入了生力军的进攻行列。
眼前的景象应该会让缪拉印象深刻。作为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最为坚定的追随者之一，缪拉一直被视为是骑兵的代表人物，也是最为忠诚的战士。虽然他和这个时代相差了50年，但也正因为这50年的优势，才让骑兵在火气部队面前可以更加自由的驰骋。50年之后火器的迅速发展虽然还没有让骑兵变成一种危险的兵种，但他们也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而在此时此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已经发生。
此战的战斗结果却类似于1944年7月英军在诺曼底发起的“古德伍德行动”，算是骑兵版的“古德伍德行动”。二战期间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一直试图扩大他们已经取得的战果，所以在7月17日，英军集中装甲兵力发动了古德伍德行动。这场行动声势浩大，伤亡不小，战果却很不理想，英军被迫于7月20日中止行动。
普军的情况要比英军好上一些，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们还取得了一些胜利，那些不幸位于他们冲锋路线上的奥地利步兵，见无力抵挡，便退了下去。可是在几分钟后，普鲁士人就在奥军火力来回扫荡的沟渠和沼泽中止步不前了。普鲁士战马不习惯艰苦的野战，也不习惯缺乏饲料，所以无力爬出沼泽和沟壑。在敌人的骑兵还没有被打垮的情况下，下马把越来越惊慌失措的战马拖到更干燥、更高的地方，无疑是在自取灭亡。奥地利人发动了反攻，生力军驾驭着生力马，把越来越混乱的普军骑兵驱赶回去，直到普军骑兵勒住缰绳，在本方步兵后面重新集结起来才罢休。从此时起，这些普军骑兵再也没有参加本场会战。
与此同时，普鲁士步兵被拖入了布劳恩布置的另一处杀戮场。奥军前线阵地的右翼，被布劳恩部署在罗布斯赫山上，这座山的火山岩主峰高出山谷约400米。腓特烈下令，必须在早晨7点钟拿下罗布斯赫山。几个小时的鏖战之后，它依然归属未定。布劳恩早已在山上驻扎了一批精锐轻装步兵：2000名克罗地亚边防兵和非正规部队。陡峭的山坡上，到处都是葡萄园和起伏不平的山路，非常适合这些守军最擅长的作战风格，同理，这样的地形对于普鲁士人展开战线、实施齐射十分不利。奥地利守军打一枪就换个地方：射击，撤退，重组，再从一个新地方射击敌人。普军每次派出一两个步兵营攻山，到了下午早些时候，已有不下11个普鲁士步兵营被派去攻打罗布斯赫山山坡。普军火枪手意识到，要想阻止克罗地亚边防兵在近距离射击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向所有远远看起来像目标的物体，都尽量发射铅弹，因此，排级火枪齐射变成了单人射击。但是，这样一来弹药消耗量太高了。随着弹药告罄，士兵转而从死者身上、伤兵手里寻求补给。随着弹药来源枯竭，少校营长和上校团长们开始向国王的司令部求援。
腓特烈的第一反应是命令尚未参战的各营拿出半数弹药——每人30发，交给在罗布斯赫山上奋战的士兵使用。随后，他离开了战场。——他始终未解释其中原委。也许，是天气变化影响了他的决定。冉冉升起的太阳让奥军主力的部署状况一览无余，同时也能清楚看到，普鲁士人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陷入了多么严峻的困境。国王放弃统帅责任，与十五年前在莫尔维茨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负面对比。在一片形势不利的战场上保住国王玉体是一回事，从胜负未决的战斗中临阵脱逃则是另一回事。
普鲁士士兵再一次从奥地利火堆中，为国王摘取了胜果。在撤离战场之前，腓特烈命令罗布斯赫山的普军指挥官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普鲁士人上了刺刀，满怀被挫折引燃的怒火冲了上去。此时，克罗地亚人弹药也不多了，并且有许多军官倒下了。他们已经打得足够出色了，甚至达到了优异程度。根据奥军的军事理论，正规部队应该准备好支援这些轻步兵，但是附近没有一位奥军高级军官愿意主动出击，直面腓特烈的刺刀寒光。克罗地亚人又坚持了几分钟，最终四散奔逃。
与此同时，中路的普军步兵沿着骑兵战友早些时候走过的路线，走下了山谷，进入罗布西茨镇。在几门榴弹炮的支援下，2个掷弹兵营用枪托和刺刀与奥军短兵相接，逐屋争夺。奥军步兵英勇奋战，但布劳恩并未打算孤注一掷，把整场战役的胜负压在这一次战斗上。他把普鲁士人打得死伤惨重，让对手知道了自己的厉害。现在，到了该撤军的时候了。罗布西茨镇的守军，在房屋起火的浓烟掩护下撤退了。布劳恩亲自指挥骑兵断后。普军尽管艰难险胜，却也被胜利搞得混乱不堪，以至于从高级军官到最没有经验的后排列兵，大家都觉得眼下最急切的事情，便是深吸一口气，庆幸自己还有命在，继而开始寻找水源和失踪的战友。
就像西里西亚战争中多次发生的那样，双方的损失不相上下，奥军损失2900人，普军超过3000人。但是，克罗地亚人的火枪，以及龙骑兵、胸甲骑兵的马刀，在近距离给普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普军的阵亡人数是奥军的1.5倍。还有更多的人很快就会因伤重而亡。此役仅有的战果是控制了战场和3门被捣毁的火炮。整场会战中，布劳恩都指挥若定。普鲁士人却军心不稳了。战斗结束后，士兵的逃亡率迅速上升，尽管这可能反映了异乎寻常的混乱，尤其是参加了罗布斯赫山战斗的那几个营，不仅混乱，士气同样下降得很厉害。
下午晚些时候，腓特烈得到了捷报。他相当尴尬，甚至可以说狼狈不堪。国王在信函中称赞了他的部队的表现，承认自己最初以为奥军正在撤退，进而错判了战术局势。但是，腓特烈也承认自己狼狈不堪的根源：他总是低估他的敌人。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普军取胜了，战后的十年间，普军也确实提升完善了训练和作战理论，有了这些胜利和进步做基础，他期待一举击败敌军，拿下战场，从**和精神上碾碎奥地利人。可是，与1809年的拿破仑和1973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反而发现“这帮废物学会了一些东西”。腓特烈发现自己在敌人安排的战场上，与一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敌军战斗。长期以来，奥军骑兵都被认为是一股强悍的战斗力量。现在，奥地利炮兵和步兵也发展成了强劲的对手。
一直在关注着战场时代变化的海宁，也不能不在战斗结束之后向奥地利人竖起了大拇指。了解历史走向了他更是已经断定，在罗布西茨战役和之后的年月中，奥军将向世人证明，腓特烈轻松获胜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腓特烈的战术锋芒在罗布西茨严重受挫。不仅如此，在封锁皮尔纳的普军真正注意到新敌人现身之前，布劳恩的特遣部队已经抵达易北河岸边，与皮尔纳隔河相对，这无疑又是对国王的沉重一击。腓特烈迅速行动起来，前往出现新麻烦的地点，却发现萨克森人又一次成了乐于帮忙的敌人。大多数萨克森军都设法渡过了易北河，但在渡河过程中，混乱不堪，筋疲力尽。奥军特遣队的兵力过于薄弱，无力突破普军封锁线与萨克森人会师。萨克森人同样士气低迷，无力突破普军接应奥军。10月14日，萨克森军队司令官反而向普鲁士求和了。
萨克森军队的投降，让普鲁士国王做出了一个决定，这是整个七年战争期间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腓特烈允许萨克森军官各谋高就，但把普通士卒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俘虏们接受了检阅，宣读了效忠誓词。所有拒绝宣誓的人都可能挨揍，甚至遭受更严厉的惩罚，动手的正是那些即将成为他们新战友的普鲁士士兵。不出所料，大部分萨克森士兵服从了安排，当然了，把誓词当回事的人寥寥无几。
在这里，与新兵们对王朝或国家的忠诚相比，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糟糕的管理和蹩脚的人事安排。萨克森人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普鲁士军队的，而是以团为单位顶替和补充普军。从表面上看，腓特烈的决定不无道理。这么做可使“老普鲁士”部队免被稀释，因为萨克森人中间有许多隐藏的不满分子，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集体身份认同。几代人以来，德意志各国都以有组织的团为单位，为别国提供雇佣军和辅助部队，无论他们的雇主是谁，总体而言，这些部队都打得不错。然而，事实证明，腓特烈遇到的情况有些反常。在皮尔纳投降的萨克森军组成了10个“萨克森”团，指挥这些团的普军军官也选用不当。在高级职位层面，他们中间有数量多到不成比例的败类，都是他们的前单位急于打发的粗野、愚蠢、逆反和野心勃勃的家伙。在那些刚刚被委以重任、充实了基层岗位的少尉面前，这帮人只能树立糟糕的榜样。
在军队重组之后，腓特烈立即率军入驻冬令营——按照冬季的时令特点而选择的营盘地址——问题随之变得更加复杂了。从管理方面而言，这意味着各团分散驻扎在村庄和棚屋营寨之中，而非像美国内战期间的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那样，以更大的编制集中宿营。
此外，按照传统和习惯，冬季被公认为一个放松身心的季节，训练要等到开春才开始。因此，在那几个前萨克森团里，军官很少或根本不与他们的士兵接触，而士兵拥有充足时间来规划自己在新环境中的未来。
1756至1757年冬季，即使按普鲁士的标准，逃兵率也高得离谱。重要的是，萨克森逃兵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在他们自己的长官手下的辅助部队中服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腓特烈对待萨克森的新政策，即不把萨克森当作战败的敌人，而是当作一个被征服的省份予取予求。除了不断直接征发这个选帝侯国的粮食、饲料、服装和人员等物质资源外，萨克森还一共被榨取了4800万塔勒银币，几乎是七年战争中普军全部开销的1/3。这样的牺牲当然绝不是自愿的。普鲁士人有条不紊地执行绑架人质和武力榨取政策，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一政策把萨克森推到了毁灭的边缘，而在此之前很久，这一政策就严重损害了普鲁士的国际声誉。——让普鲁士不像一个法治国家，倒像一个随性乱来、只顾实惠不顾名声，更加不顾法度的国家。
可惜的是普鲁士的军人眼里似乎就只有纪律而没有法度，这种东西虽然逻辑上来讲，这两种东西在本质上有着巨大的共通性，在形式和逻辑上，甚至是在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上也都是如此，可在普世军人看来，却偏偏好像就不是这样的。
不过此时的海宁并没有心思去琢磨普鲁士的军队情况，他更在意的是此前于罗布西茨战役当中给腓特烈好好上了一课的奥地利军队。
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改革始于两场西里西亚战争期间，在《德累斯顿和约》《亚琛和约》签署后的几年间，军事改革成了帝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西里西亚的沦陷使奥地利失去了最为富庶的一个省份，也让腓特烈的兵锋距离波西米亚近在咫尺，而波西米亚正是帝国的第二号财税来源。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奥地利都需要一支“新模范军”。
但是，要供养这样一支大军，奥地利还需要进行重大的行政改革。一百年来，哈布斯堡王朝从皇家地产、自私自利的大贵族和富裕的盟友那里筹集资金，来资助自己的战争。现在，玛丽亚·特蕾莎女皇计划组建一支和平时期不少于16万人的大军，这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建立在临时性的财政和行政基础上的。
奥地利军事和行政改革的主要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豪格维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里西亚人，一想到自己的家乡落入普鲁士之手，他就痛心疾首。豪格维茨彻底改革了税收体系，起初，他期望各省把地产税翻一番，承诺一次性缴纳十年的税赋，并把收到的税金移交给皇家行政官员。神职人员和贵族也得照章纳税，即使客观上他们承担的税额并不公平。事实证明，改革的结果并不太喜人，尤其是在匈牙利。然而，1748年之后，皇室收入大为增加了，尽管根据现有的史料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与眼下的目标关系更密切的是军事开支稳步增长，军费从1740年的1100万弗洛林增加到了1756年的2160万弗洛林。
此处的弗洛林是最早发生于佛罗伦萨的一种金币。
撒钱并不总能招募到好兵，但是奥地利基本做到了。1746年，最高军备委员会全权负责军队补给，御前战争委员会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计划和训练方面。1748年，御前战争委员会迎来了一位新主席——陆军元帅利奥波德·道恩。在道恩元帅的指导下，所有三个作战兵种都施行了崭新、全面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受到了普鲁士榜样的影响，但不是全盘抄袭。
1752年，随着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的成立，军官培训得到了改善，该学院的宗旨是为军官候补生提供系统性的指导，以往培训他们的任务都由野战兵团负责。高级军官更难学习新东西，但是1749年颁布的《战场勤务条例》至少提供了一个入门框架。玛丽亚·特蕾莎女皇也在努力提高军官团的社会地位，而军官团身上依然保留着华伦斯坦时代发展起来的许多痕迹。女皇甚至修改了宫廷中的拜占庭式礼仪，让身穿制服的军官在觐见和退下时只需屈膝三次。
这些改变并没有造就一个学养丰厚、目光敏锐的“卡德摩斯军团”——希腊神话当中，由希腊城邦底比斯建立者卡德摩斯创建的军团，组成这些军团的武士，据说都是被屠杀的巨龙的牙齿种植而成，他们追随卡德摩斯并通过军功让他们的后代成为了迪比斯的豪门。因此此处指的是传统优良而且骁勇善战的世袭武官——他们的普鲁士同行认为，从少尉到元帅的各级奥地利军官都缺乏敬业精神，他们会为了享乐而逃避学习。奥军普通士卒同样不具备普鲁士同行的纪律性和凝聚力，所以不被普鲁士同行放在眼里，尤其在备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地利的征兵系统都是杂乱无章的。作为奥军核心的“日耳曼”兵团，被允许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上招募新兵。
单从这些安排和布局来看，海宁实在是没有看出什么出类拔萃的样子。不过奥地利的各种举措也还有很多，一时半会儿不能发现他们富强起来的真正原因也不足为奇。
其实这个原因只要看您在稍加探索的话，便会浮出水面，不过他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太充足了，冬天的到来意味着战争，将不会像之前一样惨烈，毕竟大家都不擅长在这种无极品都无法按时送到前线的季节开战。
但海宁的环球集团做的是全球贸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就已经错过了许多焦点事件。而在未来的冬天里，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愈发恶劣，所以他必须处理一下手头的琐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