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成燎原之势，在陕西革命党人起事第二天的二十三日，九江新军起义。占领了湖口、马当两要塞。
二十五日，被袁世凯当年在“密陈管见十条”的上折中，贬斥为“非出身学堂，又未一经战事。……才非出众，识非过人，无威望之可言，无功绩之足数，即论其军营阅读，也甚浅鲜……”总之，在袁世凯看来是一无是处的凤山，已经当上了广州将军。
只是在这一天被革命党人炸死。
辛亥革命前，清**在九江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马当、湖口、田家镇、金鸡坡及岳师门守备炮台，必要时能迅速阻断东西南北之往来。
当时，九江城区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的三个营和第五十五标的第二营，加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足有三余人，几乎是江西兵力的一半。
当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冀图以长江流域的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为活动地盘时，九江开始被革命党人所重视。
一九零九年，同盟会员林森由上海调往九江海关任职，与吴铁城等人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宗旨即“极力倡导改革社会风气”，而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宣传共和。
林森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晚年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啸余庐主人、凤港渔翁、虎洞老樵，福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近代政治家。
林森幼居福州，入英华学堂，因反清被开除，后参加反割让台湾斗争，并加入兴中会；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率会加盟。
林森利用浔阳阅书报社，在读者群中吸收商人、教育界人士、缙绅、新军官长、洋行职员为社员，将革命势力发展到九江社会各领域。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同志、培养干部、宣传思想、酝酿起义的秘密机关。
林森还利用工作关系，与九江商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先在商界组织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将五十三标的军官请来当教官，专门负责军事训练。
学员结业后，林森决定立即成立九江商团，以便适时策应长江流域的反清行动。“商团”的对外名义是护厂护产。有了这一合法的理由，林森就以“商团”的名义，成立了军队性质的武装，进行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
其时，身在外地的江西新军管带李烈钧，也在五十三标中利用同学和同事的关系频频联络策反。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林森立即派人将武昌的报纸贴在“浔阳阅书报社”的门口，并将革命军起义、拒满复汉、建立民主国家等消息，用红笔框出。九江人正是通过这些报纸，才得知了武昌起义的详情。
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
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友、豪放不羁。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县民众怨声载道。烈钧激于义愤，聚众密议驱王。
某日，乘王回衙时，率众蜂拥而上，打护兵，砸官轿。回衙后，王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这个王浚道知县赶走。
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成为吴介璋得意门生，后又以学术两科兼优，于光绪三十年由学堂选送北京应试。
合格后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士官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学习一年。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
光绪三十三年，经张断、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
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资助路费，逃至上海。
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十月十三日夜间十时许，九江革命党人闻知湖南已响应武昌起义，九江岳师门外的金鸡坡炮台由陈廷训发炮三响，接着又响一排枪声，九江新军开始起义。
九江城内的道署卫兵知是起义信号，便点火接应，大开城门。城内城外革命军个个荷枪实弹，臂上绕着印有“同心协力”字样的白布，攻向道署。
九江道台保恒匆忙躲进租界逃命，继而逃往上海。午夜时分，革命军围住九江府署，九江知府璞良被擒。
九江起义胜利，革命军将九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推五十三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林森为民政部长。两天后，李烈钧赶到九江，被公举为总参谋长。李烈钧、林森、吴铁城等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军政人物。
而荫昌统领的清军，在前线却毫无进展，他继续贯彻着袁世凯的战略部署。
待在家里就任湖广总督后，袁世凯怕荫昌误事，明确电告他：“前鋒不竟，拟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戴筹备完善再图进取。”
现在袁世凯给荫昌的电文，已经不是建议，而是命令，因为荫昌已经收到统归袁世凯节制的谕令。
二十三日，得力干将冯国璋到达彰德。
袁世凯面授机宜：“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是负隅之势已成，兼工厂未停，火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而我军饷械未到，人员未齐，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鲜。是非筹备周妥，计出万，断难督师进攻。”授意冯国璋，一定要“慢慢走，等等看”。
如果真要收复武汉，应当趁革命党人立足未稳，火速进军。各地也应趁未联合成一体，若想各个击破，也应兵贵神速。袁世凯为什么按兵不动呢？
一方面，他要借用革命党的势力压迫清廷，做出更多的有利于他的让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他人虽在洹上，足不出户，但各地的形势，他通过电报等渠道，是了然于胸的。他一直想着杨度的话，眼见清王朝已奄奄一息，自己能为这个没有希望的王朝做殉葬品吗？
所谓“世受国恩”，那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努力做事，却差点丟了性命，而被罢官回家，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
对这个待自己如此不公平的王朝，他不担没有什么恩可报，反而仇怨很深。当此乱世，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实力，他怎么舍得把自己手里的这些本钱用在为这个垂死的王朝去卖命呢？
冯国璋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他当然不知道袁世凯的用心。对整个战局虽然不如袁世凯那样面了解，但大局观还是有的，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今之计应当是速战速决。
袁世凯自然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怕冯国璋坏了自己的事。就很严肃的告诉冯国璋，自己有通盘考虑，要求他只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和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就行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是来自自己尊敬的大帅的命令，冯国璋当然是言听计从。
对袁世凯来说，最重要的是捂紧钱袋，也就是把军队死死的抓在手中。二十四、二十五两天，袁世凯接连两次电请内阁代奏，称革命党势力雄厚，未可轻视。清军士气不振，兵心不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安抚军心，激励士气。同时奏请冯国璋统领第一军，段祺瑞统领第二军，陆续开拔，到河南信阳一带集结。
还是怕荫昌坏了他的事，二十六日，袁世凯再次致电荫昌：“王师宜策万，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必须筹备完，厚集兵力，知彼知己，一鼓荡平。”
荫昌听了袁世凯的，一直“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等待着冯国璋带领的增援部队，前来汇合。
冯国璋离得不是很远，但行动迟缓。去电催促，总有一大堆理由。荫昌也实难有所作为，只能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