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长处是敢说、敢想、敢干、敢闯，这恰恰是张之洞的不足之处。因为后者一事当前，总是顾虑很多。袁世凯的短处是想事不够面，顾此失彼，而能把某件事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能想到，这又正是张之洞的优势。
或许，这就是优势互补。
重组后的军机处，没了翟鸿穖等处处和袁世凯唱反调的人。由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的第二轮立宪改革，进展得很顺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比如，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
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赴英、日、德国考察宪法。
任命溥伦、孙家鼎出任资政院总裁，筹划资政院建章建制。
责成各省督抚迅速筹建咨议局和各府州县议会，颁布宪法大纲和一系列变革法律。……
这一系列的举措，意义重大。
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九日，清廷下诏决定在各省设立咨议局，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
一九零八年二十二日，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员选举章程》。
随后，国性选举议员的选举宣传工作在各地面展开。
士绅、地方团体派出人马到各地讲演。告诉民众，议会是为民众说话办事的。选一个能表达自己的心愿，能够为大家说话办事，敢说话，有能力说话的议员，关乎到每个人切身利益。
清廷的立宪，虽然没取得最终的成果，但这一系列的活动和措施，并非是无足轻重。因为，国家的变革是渐变的，是通过不断量的积累而蜕变为质变。
很多人看历史，只注重那些划时代的事件。但是，他们忘了，没有量的积累，是不可能有质的改变的。
正如没有已经压在骆驼身上的那些草，最后一根稻草是不可能把骆驼压倒的。
清**设立资政院，是考虑到“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也就是说，目的在于培养锻炼议员的能力，为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
咨议局是清末改革中建立的地方审议机构，具有西方代议制立法机构的雏形。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地方议会的咨议局，议论本省应兴应革的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及省政义务等。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
资政院、各省咨议局和各州县议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地方民主化进程在体制内合法开启，第一次在封建等级制度内部出现了特权和专权之外的民主机构。
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封建专权，另一方面也成为一个学校，培育民众民主意识的学校。
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就应该长官说了算，很多重大事是要和大家商量的，是要征求大家意见的。
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参予政治的途径，为新型的士绅阶层提供了表达政治诉求的的平台。
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为埋葬腐朽的封建制度，培育了掘墓人。
进步在继续，一九零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选举法要领》，明确了要进行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
将于一九一六年正式颁布宪法，进行第一次国会选举。第一次国会将在一九一七年召开。
《钦定宪法大纲》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这一文件是“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五大臣督同馆院谙习法政人员，甄采列邦之良规，折衷本国之成宪”编辑而成的，共二十三条，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君上大权，共十四条；二为臣民的权利和义务，共九条。《钦定宪法大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日本《明治宪法》的借鉴。
《钦定宪法大纲》具有破天荒的意义。虽然，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在借鉴日本《明治宪法》时，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君权的限制条款删去，实质上是对封建君权的又一次强化，它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也因此而遭到立宪派的声讨和否定。
但是，此前在中国，皇权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现在至少皇权要有法律来规定了，把最高权力限制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的这一步，毕竟是走出来了。
慈禧从来把皇权看得比命都重，在她的虎视眈眈下，还能过多地苛求袁世凯和张之洞吗？
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对国家政治制度提出的改变的要求。在这个封建政权的内部，正在蚕食着这个制度本身。
这一期间的清廷，在立宪上取得的点滴成果，都应该镌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
这至少可以表明，两个人不管政见有多少不同，是可以齐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
我们说过，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也不管他管得是什么事，他都是努力摸清情况，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同样，他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他也干了很多的实事。
谈到袁世凯在主事外务部的业绩，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
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
有人说，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
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加强沟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凯承诺，成立东三省银行从美国借歀，积极回应美国方的关切。
同年，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进行秘密谈判，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退还庚子赔款。
为促成这件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当属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他曾经做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
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明恩溥，他曾经通过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关系，写信并当面劝说过美国总统。
外国传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触中国人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得以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较为敏锐、细致的观察。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来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著有《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剖析。
在明恩溥看来，勤劳刻苦是中国人的显著特点，但并不是一个值得宣扬的优点。因为在勤劳刻苦的背后，则是持续的为“活着”而劳碌、奋斗。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只有勤劳刻苦，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那必定要勤俭节约才可做到，因此，“节俭”又成了一个衍生的性格，而在中国人看来，节俭也是一种传统美德。
这种奇怪的逻辑让美国人感到不解。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将“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
长期的贫苦，锻造了中国人坚韧的性格，普遍具有高强度的忍耐抗压特点。在明恩溥看来，忍耐是一种隐蔽，是一种小心谨慎，与渔夫和猎人有相似之处。但明恩溥又将这种忍耐等同于印第安人的消极忍耐。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人。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
经过各方的努力，美国国会终于在一九零八年，做出了退还已收庚子赔款的一半，用这笔钱培养中国赴美留学生。
而现在的清华大学，也就是当时赴美留学预备学校，就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不应忘记，一百多年前，列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压。但我们也应记得，有一个国家，在他们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曾经真心的帮过灾难中的中国人民。
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任内，还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废除《接待教士五条》。
鸦片战争中国在战败后，在列强的压力下，制订了外国传教士高人一等的《接待传教士五条》。
条例规定，外国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相当于地方官，这助长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
引发庚子事变的“教案”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一九零八年四月，袁世凯奏报朝廷，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例。对于遏制不良教士的气焰，缓和教民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