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于年月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他气愤的对记者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说到这里，一向平和的胡适，使劲拍了一下桌子。
月日上午点半，胡适在张群的陪同下拜谒蒋介石。因为雷震的案子，这一次的气氛显然不同于以往。应该是被关照过了，这次与蒋见面不谈雷震的案子，胡适也肯定是答应过了。可不提雷震的案子，胡适对别的话题都没有兴致。他在扼要汇报了“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后，看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便对蒋介石说不知道总统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他。
蒋介石说“请你谈谈政治形势罢。”
胡适问“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蒋介石说“整个世界的。”
胡适只好讲了讲联合国大会和美国大选。
“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
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到底还是将他胸中憋闷已久的话倒了出来，告诉蒋介石说当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置有欠明智，已经在台湾岛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仍是戒严区……这样严重的不利后果当局恐怕还没有“深知”。
蒋介石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涉及到通共，胡适虽然知道这是欲加之罪，但他却无从为雷震辩白。
胡适只能申明“关于雷案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点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怪笑了下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
“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胡适诚惶诚恐，只得当面重申年他刚到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对蒋介石郑重表示“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
这些话让蒋介石很受用，气氛终于有了缓和。胡适借机又向蒋介石进言“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总统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蒋介石未做回答，也未置可否。
时间已经很晚了，胡适起身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两人才握手相别。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仍打算与之“相忍为国”。
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除了《自由中国》杂志外，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
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
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
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月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月底或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月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年，刘年，马年，傅正被判感化年。
由于雷震案，不但《自由中国》很快停刊，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很多同情雷震的人，都寄希望于胡适，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大能量了。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在权力面前也只是“手无缚鸡之力”。
上一章谈到，至年间，胡适曾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
蒋介石自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取而代之的舆论。
年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学之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他们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暴行而隐居于商山。
刘邦登基后，久闻四皓的大名，曾多次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
刘邦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刘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
张良很为难，言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
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
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
在一次宴会中，太子侍奉在侧，四个老人跟随在后。刘邦突然见那四个陌生的老人，都已八十开外，胡须雪白，非常惊讶，问起他们的来历，四人道出自己的姓名。
刘邦听了大吃一惊“多年来我一再寻访诸位高人，你们都避而不见，现在为何自己来追随我的儿子呢？”
四个老人回答“陛下一向轻慢高士，臣等不愿自取其辱。如今听说太子仁厚孝顺，恭敬爱士，天下之人无不伸长脖子仰望着，期待为太子效死，所以臣等自愿前来。”
刘邦说“那就有劳诸位今后辅佐太子了。”于是便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
说胡适等人是商山四皓，也就是说他们是蒋经国的羽翼，是要辅佐所谓“太子”上位。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
胡适也确实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
但是，想蒋介石这样的权力欲极强之人，怎么能退位呢！胡适的反对，简直是挖他的祖坟，这也使胡适和蒋介石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