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西北流民成军，声势愈大，过黄河，号为黄金军，入河南。
七年，以陈奇瑜都督五省拒之。九年，张献忠入四川，建号。
因以黄金军入蜀，故称黄蜀。
十一年，各军剿黄金军颇得成效。
十二年，孙传庭总督西北。
十四年，李自成整合黄金军余部，进逼洛阳，孙传庭以秦军力拒之。
健康十五年，后金犯锦州，以洪承畴督蓟辽拒之。洪持重缓进，兵部有主张速战者，为吴襄呵斥。
后金师久无功，终于退却。洪部亦归。
十七年，李自成、秦军对峙潼关。吴襄及家眷归辽，为人袭杀。
襄子三桂接掌禁军，彻查此案，诛故首辅周延儒、兵部尚书陈新甲等数百人。
太子奔南京，号召南京讨明贼吴三桂。史可法出师北伐，不利。
洪、孙诸将劝和。太子自号监国，以史可法为兵部尚书，东南自保。
中原、黄蜀、江东三足之势初成。
呵呵，随便幻想历史。
不过，反正天启皇帝朱由校不死的话，大明没有那么快倒台是肯定的。
因为，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这对黄金搭档，如果时局真的不济，跑路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如果崇祯肯跑路，大明也同样能续命，怎么样都不会让建奴那么容易过长江。
有长江天险，建奴没有水师。
有号召力的皇权，各地不会大乱。
有水路纵横的大纵深地带，建奴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大明这个超级大礼包。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不管是太正面，还是太反面，韦宝都觉得不合理。
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
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后人灌输印象就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明熹宗实录》不是这样，事实也不是这样，韦宝就有直接的话语权，人家天启皇帝朱由校是爱思考的人，就凭这一点，这个人是肯定聪明的。
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
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
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
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
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以清修《明史》说，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
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
不象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
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
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
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
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
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熹宗实录。
天启元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
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
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天启皇帝的回复是：“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
也就是说他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
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能做到这点，不说有多优秀，至少算是优秀皇帝行列了。
可没有多少太平盛世的皇帝这么勤奋的。
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
从天启皇帝对许多问题的批示和处理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见识能力，有时候还在他的那些臣下之上，甚至是他的老师孙承宗之上。
在天启六年十一月的时候，袁崇焕曾经上奏疏吹牛，依靠在关外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投降。还对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
那时候我们主要重点是在袁崇焕给魏忠贤拍马屁的无耻行径上，所以没有详细引用天启皇帝的批复。
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这份奏疏的批复详细摘录是：“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的大话以及给魏忠贤拍马言辞没有丝毫顺应，相反针对他的大话吹牛，接连发出了六个排比质问。
这一连串极为具体的质问，把袁崇焕的牛皮戳的体无完肤。
而且最后更是明确告诫袁说：“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要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再说，少来这些大言不惭的把戏。
这份批复只能是出自于天启皇帝自己的手笔，那些阁臣谁敢在一份对魏忠贤谄谀献媚，歌功颂德，报告形势大好的奏疏的批复中，对魏忠贤只字不提，反而大泼冷水？
而魏忠贤对一份边臣，领兵官员给自己拍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会趁热打铁，笼络唯恐不及。又怎么会如此不解风情的浇冷水，言辞训斥。
只有天启皇帝自己，才会给出这样的批复。
而这个时候的天启也不过才21岁而已，嘴巴上的毛都还没有长齐。
说明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思维周密程度，头脑清醒冷静，都已经远在中年人的袁崇焕之上了。
天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的一份塘报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镇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
《明熹宗宝训》卷四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恰好就是天启皇帝对毛文龙塘报的反应，显示出他对毛文龙情报的高度重视：“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
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天启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也不是乱来的。
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
一定程度上天启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
天启确实也头疼的很。
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呜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
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的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
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也就是说他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再这样下去，绝不姑息了。
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
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
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主的表现。
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
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终无法下辣手来整治。
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
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自找的，因为那个时候魏忠贤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杨涟等人却已经象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的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
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
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
就这样，原先天启皇帝朱由校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
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
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
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工的方式以柔克刚。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也注定了他不是一个狠角色。
天启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
只要能与天启搭上关系，在天启朝，基本上都有很好的保障。
大臣不必担心伴君如伴虎。
天启皇帝朱由校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感情。
对自己的老师好，在《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的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
天启五年，熹宗最终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
这回朱由校招韦宝入京，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和韦宝具体谈一谈辽东问题，也就是辽东谁当家的问题。
其实朱由校已经想好了让孙承宗归隐了，想问问韦宝的意见。
另外就是朱由校这个时候想到关外看看，顺便帮韦宝主持与赵金凤的婚事，还不是他一个人能做主的，有很多阻挠。
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
所以朱由校想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一片报答之情了。
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中的“凡事聩聩”不能理解成说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
朱由校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体乾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首先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
其次是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
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后世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非常卓越。
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
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
天启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
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
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
后来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越搞越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
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
明末被丑化的不仅是天启皇帝一个人，后来的崇祯皇帝以及南明的弘光皇帝也没有幸免。
崇祯处置大臣都是按照法律来严格执行的，并没有把个人意志凌驾在法律之上，结果被诬蔑成了滥杀大臣。
至于崇祯内帑空空如洗，结果却被造谣说有七千万两白银在内帑里舍不得用，说崇祯是守财奴云云，更是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南明的弘光皇帝被丑化的程度就更厉害，一提到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昏庸荒淫。
一些假专家会根据明末的史料记载，指责弘光昏庸无能，麻木不仁，放纵酒色，致死多人。
所以弘光是“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痴如刘禅，淫过隋炀”，“质性暗弱，有蜀后主、晋惠帝之风，而荒淫过之”。
而实际上朱由菘是这样的人吗。
黄俶成写的点校说明对李清和他的《南渡录》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清，弘光时官至大理寺左丞。
他写有多种反映明末历史的著作，除了《南渡录》之外，最著名的还有《三垣笔记》。
“清修四库，首禁李清之书”，“李清治学谨严，持论平允，史家甚重其书，惜不易得睹”。
“李清服官南都，事多参决，故记述多为亲睹亲闻，较他书为详，且无明季门户之见，是南明史籍中较重要的一种史料”
“民国初年，俶成（应当就是指点校者黄俶成）母亲在李详，李清后人府中任家庭教师，尝闻这部拼着身家性命保存下来的著作失而复得。1938年，中央大学朱希祖教授在浙江省平湖县葛小严家得阅李清《南渡录》原稿，并并有李详之跋，惊喜不已，叹为南明史料中之至宝”。
《南渡录》一共有十二种抄本，黄俶成点校本就在多种抄本基础上参校而成。
根据李清的记载，所谓弘光帝童女，捉蛤蟆是为了制作药云云，纯属胡扯：“如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辨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
也就是端阳节捉蛤蟆，这是宫中的旧例，而不是什么弘光皇帝搞出来的名堂，却被一些人借题发挥成泼在弘光上的脏水。
至于“**季女”，也就是童女，甚至致死多人，谣言造的很厉害，许多人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南京沦陷，宫女都逃散到老百姓家里的，把宫里的真相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才真相大白。
这些泼在弘光皇帝头上的脏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不但没有什么童女的事情，弘光甚至并不是什么好色的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弘光帝：“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吴姬亦罕近也”。
也就是连宫里的江南美女都很少亲近。
而且弘光本身是相当宽厚仁慈的一个人，本来在崇祯殉国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下落不明，他接位按顺序是理所当然的。
但由于万历时期，东林党和老福王的恩怨，东林一系的官员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编造出了朱由崧所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状。
他们当然和朱由崧没有亲自接触过，这纯粹是由于因为政治动机编造的谣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个什么态度。
李清的记载是，“上宽仁，即位后从不追究，一日，阁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员，曾任大理寺左丞，对许多事情都是亲历亲见，他记载的史料价值远比那些道听途说，辗转抄袭的要高得多。
事实上也不单是李清，同样在弘光一朝为官，和弘光皇帝亲自接触之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也有诗句表达对泼在弘光皇帝身上谣言的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许多历史学者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只能说这些人是缺乏基本历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
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的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
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
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乾隆皇帝再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
等韦宝到了京郊驿站，已经有驿臣赶紧报之等着迎接韦宝的一众官员。
本来韦宝还打算在京郊驿站住一晚，明天大清早在入京的。
不过以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和丁绍轼为首的内阁大臣们都来了。
还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这样的权臣，以及文武百官都来迎接韦宝。
韦宝也没法住一晚了，赶紧上前相迎。
“使不得使不得，爵爷快快免礼。”顾秉谦是很会做人的，离着老远就高声叫道。
韦宝依然恭恭敬敬的行礼，不敢稍有怠慢。
想起这才年尾，年初的时候，自己入京，还只是一介举人，举人还是混来的。
那时候这些阁臣对自己可没有客气啊。
这一年变化很大，阁臣本来还有几个人，都是东林党的大臣，已经致仕回家了。
像是朱延禧和周如磐，都是韦宝入翰林院的恩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