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金人夺占的土地尽数回到了赵宋的怀抱，不出赵构所料，这般多的州府县中还着大量空缺的官位。他们倒不全是为赵宋殉死送命了，如李邈、王禀那般壮烈凛然，不少人是见势不妙早早挂冠而去。
比如赵桓答应割太原、真定、中山三镇之后，诏书发出，有王禀、陈遘、李邈这般拒不遵命，对金人顽抗到底的，也有很多人见势不妙挂印而去的。可现在这些就都成为空缺了。
尤其是河东路，被粘罕大军横扫之后，其处官员十去七八。
这宋儒虽然是儒家走下坡路的开端，是后世犬儒时代的开启，但赵宋建国百六十年，纵然年年都有小范围的农民起义，可大义还在（人才层出不穷，不想南宋末年、朱明末年，气数已尽）。还是有很多的人才忠心耿耿的扶保大宋江山的。与历史上的南宋末年时候是截然不相同的。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这般的大宋朝，岂能不得士大夫之心？
纵然也有不少是如平阳府经略使林积仁、西路总管王襄，以及范讷、赵野这般的无耻之徒，但诸多官员大体上还算对得起赵氏。
而如此的结果就是河东河北三路缺失了很多的官员。
不管是下县的知县，还是上州的知州，只短短十天不到，所有的空缺明晰就都摆在了他的面前。如果统计各地无主之地的速度也像这般快速的话，赵构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需要用一整年时间去扎劳根基。
随着对缺失官员的统计，赵构同时还要展开的就是对那些叛国之人的清算，但他没想到前者刚才有了结果，汴梁城的赵桓就派来了一个又一个官员。
赵不试、韩公裔等都看着赵构，桌案上还摆着一封封文书，他们来自宗泽、汪伯彦、张所等，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在真定的。就是兼任了真定知府的河北西路安抚使张所都去到中山府与陈遘议事去了。
这些人的身家性命是已经跟赵构牢牢绑死，可还是普遍建议赵构接受这些人。
因为燕王府现在根本无力将这些个官位一一补充来。
才刚刚发家的赵构，夹袋里根本就没那么多人。
但他们也都该清楚，这些个人那就都是赵桓伸向北地的触手，不说他们与陈遘结合一处后的厉害了，就只说他们到任之后对赵构的命令阴奉阳违的搞事情，那就绝对会大大拖累计划的进度的。
“诸公多虑也，孤非急性之人。今方才起事，纵然握有重兵，看似威猛，实短缺之处也是甚多。只那根基就虚浮的很，才不着急与汴梁撕破脸皮。”
“子扆！”
“臣在。”
赵构唤韩公裔道“孤命你为锦衣卫指挥使，依祖宗法，不隶台察。”这是皇城司的勾当。
老赵家的皇城司，前身为武德司，位于东京左承天门内。性质堪比朱明的锦衣卫。
虽然在正史中和人民大众的耳朵里没有锦衣卫那么的人所尽知，大名鼎鼎，没甚么名气，但这绝不是说他们就low逼了。
巅峰时候在赵老大时候，力度空前，大批的精兵猛将被纳入武德司，建立起了独立于殿前司和侍卫两军之外的第三军。曾有言“虽京师有警，皇城内已有精兵数万。”可见那时候武德司规模之巨。等到了赵老二时候，更是公开简拔有材勇者，为亲从官。据记载，亲从官标准身高为（宋尺）五尺九寸一分六厘，约合今185~190公分，与明代锦衣卫之大汉将军可谓相映成趣。而那时武德司就已经该名叫做了皇城司，赵老二的亲从官也有数千人之多。
哪怕是到了眼下时候，皇城司依旧有亲从官五指挥（番号上一指挥、上二指挥、上三指挥、上四指挥、上五指挥）约三千人；亲事官六指挥（番号下一指挥、下二指挥、下三指挥、下四指挥、下五指挥，及外三指挥、黄院子、皂院子）约五千人；入内院子有五百人；快行、长行各有一百。规模依旧很强大，只是这效率比之传闻中的锦衣卫却低的多了。毕竟老赵家的真正合伙人是文人士大夫。皇城司的存在先天上就威胁到了士大夫集团的‘安全’。
所以没当赵宋政局稳定的时候，皇城司就总会变得有些名难副其实。
oss勾当皇城司公事似乎也变得可有可无，可是皇城司的名头，在场的一干人，又如何不明白？
韩公裔立刻就感受到几道目光火辣辣的钉在自己身上，他不用抬头都知道会是谁。
蓝珪、康履、曾择，左右就是这三个在康王左右随扈的宦官了。对于他们言，皇城司的勾当可是有着很重大的意义的。神宗年间的大太监石得一就因为长期担任勾当皇城司，而权势震慑朝野。
当时新旧两党党争激烈，朝局动荡，皇城司的权利自然就也水涨船高。
可大宋皇帝历来吸取前朝李唐的教训，限制宦官干政，除了先帝（宋徽宗）把祖宗之法视为无物外，把个童贯封为郡王，其他几位皇帝谁不是在心中有条红线？
燕王更是个不出世的雄主，才不会把几个宦官捧的高高在上呢。
在赵宋一朝，宦官可以干预朝政，也可以评论时事，但这些活动都是在皇帝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
比如在赵老二上位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劳的王继恩，稍后又镇压了李顺王小波起义，功劳更大。有人建议提拔他为宣徽使（总领内诸司使及三班内侍名籍，掌其迁补、郊祀、朝会、宴享供帐，检视内外进奉名物），但被赵二断然拒绝。因为宣徽使这个职务很重要。
有宋一朝，宦官屡屡被大用，可他们旦是升至一定官阶之后就要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留在宫廷继续使用，但不升转官资；若升官则就必须离开宫廷，改注外朝武官差遣。通常不用年长资深的宦官在内廷供职，这是宋朝限制宦官弄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尽快筹备起来，散居各地，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紧了。我要真凭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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