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元年年底,帝国华丽蜕变的前夜。
过去的这一年,对帝国,对刘招孙,对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血与火,杀戮与宽恕,叛乱与坚守中,在一个接一个辉煌胜利中,帝国完成了属于她的涅槃重生。
在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中,极圈主义进化出她适应这个时代的某些特质,即在保持乌托邦底色的背景下,与中世纪奴隶制(明清政治体制)有机结合——后世称之为东齐特色极圈主义——新制度显示出极强的适应力和扩张力。
沈阳内乱被平定后,帝国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势力,被摧毁殆荆
以此为时间节点,帝国狂飙突进,在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这颗蔚蓝星球上再无大齐敌手。
帝国军队在面对所有敌人时,无不呈现出降维打击态势,直到一百二十年后齐仁宗刘辑遭遇····
回到广德元年这条时间线,各兵团主力顺利入关,越过中原,进逼长江,经历南阳之战,江夏之役,九江之战,镇江之战、临川之役·····一路平推,于夏秋之交,完成对江南九省的基本占领。
当然,荣耀的背后,是无尽的苦难。
在工业葛敏没有完成的时代,为支撑帝国旷日弥久的战争(陆陆续续已有十年),各地民力物力早已被征调一空。
除了信仰,民众什么都没有。
山东白莲叛乱,辽东饿殍遍地,湖广几乎被明军反推····
无数历史证明,不注重民生,不去发展生产,不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是一味穷兵黩武对内毒菜对外扩张,不管是极圈主义还是什么主义,最终都难逃脱覆灭的命运。
好在天佑大齐,在对左良玉、郑森、张自成等势力的多线作战中,刘招孙和他的帝国,再次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极圈主义再一次显示出她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套用某话术来说,帝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赢麻了。
当然,事实上有没有赢,赢了多少?只有刘招孙自己心知肚明。
作为大齐事实上的统治者,太上皇很清楚现在南北交困,尤其是长江以北,农会、商会为支撑战争,竭泽而渔,海量的资源被攫取一空,粮食、兵源、矿石···各地濒临崩溃。
万幸东南被收入囊中,有了这头奶牛输血,辽东河南两省糟糕的经济状况,会得到大大缓解。
如果说以前攻城掠地所得大都是负资产,那么太仓、苏州、杭州、镇江、松江这些膏腴之地,完全可算是摇钱树。
有明一代,明廷对苏杭太仓等地征收田税,税率是内地省份的十倍不止。除了对陈友谅势力的报复,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苏杭等地确实富得流油。
刘招孙当然不会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短视狭隘。
在太上皇规划中,未来东南主要城市(太仓、苏州、松江),将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东南城市群,类似于工业葛敏前后伦敦在英国的地位(东齐规模远超日不落帝国,所以必须有城市群承接帝国全球贸易业务,任何单独城市都无力承担)。
大齐各省商队,从全球“合法所得”的原材料,源源不断这几个城市汇聚,经过工艺加工,销往广阔的内陆省份包括倭国安南等······
总之,江南城市群会以工商业为基础,辐射整个亚洲,而不是被作为王朝的奶牛,几千年来一次次被收割。
理想远大,现实骨感。
至少在广德元年年底,帝国的经济形势一点也不容乐观。
临近年关时,太上皇以南北仍有饿殍为名,诏令春节期间,宫中设宴从简,并免去元宵灯火。
腊月二十三日,农历小年。
太上皇于乾清宫早朝,向大齐群臣宣布:
“节财俭用,体恤臣民,乃人主美德,大齐草创,当以休养为本,自明年(广德二年)起,罢上元节紫禁城例行灯会,不许安南、朝鲜、琉球、缅甸、暹罗(泰国)等藩国再入天朝进贡,停止广东廉州采珠(注释1),朕不好珠玉,只爱粮食,若再有敢借采珠生事坏法,扰害广东百姓者,必剥皮示众1
当日,刘招孙又下令,南京紫禁城中前明宫女,凡未经临遣者,尽行遣散,连同被清退的各局太监,共计一千三百余人····
太上皇赋诗一首,诗曰: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百官闻之震动,大学士张溥扑倒在地,痛哭流涕道:
“陛下!如今南都在宫宫女,不过三千人,这些人侍奉两宫,执事六局,尚且不够用。吾皇每顿食不过五味,四季常服不过三套,勤俭如此,如今还要遣散宫女,臣等尸位素餐,有何颜面享用俸禄1
张溥哭得太过真实,迅速感染了大殿群臣,于是乾清宫哭声四起。
总训导官森悌抢先一步:
“臣愿捐献薄财,减少俸薪,共克时艰,为吾皇分忧1
东莞仔当即表示捐银五千两——这是他多年的积蓄——同时请求太上皇将他每月五百两的俸银减半,若不应允,他便长跪不起。
太上皇被他打动,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刘招孙表示,可以收下一千两献银,其他银两将退还给森悌,以后俸薪保持不变。
有了森悌带头,群臣有样学样,纷纷慷慨解囊,向朝廷捐款捐物。
乔一琦捐银八千两;卢象升捐献一千两;王化贞捐银一万两;钱谦益是两万两······王应熊、堵胤锡、陈子壮、蒋德璟等人亦有捐献。
刘招孙只收取各人捐献三分之一,严令二品之下官吏不许捐献,违者罢官。
倒不是太上皇宅心仁厚,他很清楚,诏令一旦出了南京城,势必很很快走样,就像后世的捐款一样,沦为地方摊派。
到最后,普通农户也要被迫捐款,那就违背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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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朱元璋苛政,刘招孙在大齐创立养廉银制度。
大齐各级官吏俸禄,都用大米和银票混发。
一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钞;三四品米钞各半;五六品米六钞四;七八品米八钞二。
帝国官员们,除了享有基本俸禄,政绩拔擢者,还能得到恩赏,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工作绩效。
绩效一般不发粮食和银票,而是赏赐南洋胡椒、苏木、西洋机械表、鲸油、古董字画等,具备收藏和变现价值。
帝国官员的俸禄水平,数倍于前明。
以知府为例,前明正四品官发米二十四石,而在大齐,一个同知(知府的属官)的俸禄就达到八十石。
俸禄多寡虽不是决定吏治的关键因素,但是,想让官场保持清廉,至少要让官员们能用他们的俸禄赡养家人,能保持起码的生活尊严。
简单来说,要让马儿跑,就要让马儿吃饱。
否则,贪腐只会成为一种本能。
快被饿死,还能忠诚皇帝的官员,不是没有。
大明两百多年,就出了一个海瑞。
补充说明一句,在大齐,没有贪腐。
按照帝国法令,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禁止在普通市场采购,官员采购由专门商会承接,这个商会的总负责人,就是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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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这晚,宫门早早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
太上皇照例在乾清宫举行家宴,与家人旧部一起宴饮,迎接新年。
这个习惯,被保持了快有二十年。
今年紫禁城的除夕家宴,相比往年,规格可谓一落千丈,很多菜品都消失不见,宴请的客人也少了很多。
康应乾不在了,乔一琦王化贞茅元仪老宋头病重,金应河金大久杨通等人也不在了,其他文官武将,要么驻守外地,要么失去太上皇信任。
当日赴宴者,除了太上皇的家人,武将有邓长雄戚金赵率教裴大虎吴霄林宇吴阿衡,文官有卢象升钱谦益森悌吕德民,再加上东方祝大祭司,以及康应乾的侄子康敬修····人数,比往年少了一倍不止。
宫门一排排大明角灯,因为费油,今年也不挂了。
往年花团锦簇,人声嘈杂,语笑喧阗,爆竹焰火的场面,消失不见。
汤膳小菜、点心、果盅、苏糕、鲍螺都被撤去,
更别说冷膳、热膳、群膳四十品,摆酒膳、茶膳各二十品,饽饽、小菜、汤、粥、蜜饯食品一百零八品;
都没有了。
只是最简单的寻常菜肴。
桌上唯一的甜点,是金虞姬杨青儿在开原时代就爱吃萨其马(沙琪玛)。
沙琪玛是建州女真的特色小吃,在辽东颇为流行,两位太后都是吃货,萨其马制作简单,不像江南糕点那般制造繁琐,造价高昂,只用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状如糯米,烘炉烤熟后即可。
众人聊起辽东旧事,说到趣味处,捧腹大笑。
太上皇扫视众人,目光落在刘堪身上。
刘堪一天天长大,去年已经束发。
按说束发之后,就该大婚了。
只是今年太上皇征战江南,无暇过问此事,只得让两宫太后筹备。
今年夏秋,刘堪的两位母后,慈圣太后金虞姬,东太后杨青儿,开始秘密着手为小皇帝选婚,也就是选皇后。
慈圣太后推选禁卫军指挥使裴大虎长女为皇后,东太后推选帝国海军主官吴阿衡之女为皇后。
广德元年八月初六日,当钦天监已经开始选择大婚吉期(广德元年十月初八日),只等太上皇最终敲定皇后人选时,刘招孙在江南前线得知此事,立即叫停了所有筹备工作。
大祭司佛朗西斯科给出的理由是:
(皇帝大婚)一年之内,只利七月,余月皆有碍。
也就是说,太上皇将儿子的婚期,推后了至少一年。
太上皇对天变节气之类不甚相信,大祭司的这些话,当然只是借口。
占领江南后,刘招孙野望更大,他想让广德皇帝与欧洲联姻,具体是哪一位公主,还不知道,
太上皇对他的欧洲臣僚们,下了这样一道死命令:
大齐皇后,必须在欧洲各国公主中诞生,如果没有,那就找一个出来。
“堪儿,朕与你的两位母后,宣谕礼部,为你大婚筹备,人选已经定下了。”
太上皇目光炯炯,望向刘堪。
刘堪连忙起身,拱手向太上皇道:
“儿臣忙于变法筹备,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听父皇与母后安排。”
太上皇笑道:“变法重要,广德皇帝的婚事,更重要1
“此女年方十四,性端静,好读书习字,丰硕广额,倩辅宜人,颈白而长,肩圆而正,背厚····总之,是个美人,她有沉鱼落雁之姿,最重要的是,能纵横沙场,弓马娴熟···”
听到弓马娴熟,金虞姬轻咳一声,脸色微红。
一众文臣武将都好奇的望过来,尤其邓长雄裴大虎吴阿衡谢阳几个,他们的女儿正待字闺中。大齐借鉴前明外戚孱弱的教训,皇后不必非从寻常百姓家遴选,群臣,亦可进献。
在佛朗斯西斯科、金尼阁等人的考察分析下。
现任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第七位君主,瑞典国王卡尔九世的长子,欧洲杰出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英语:gustaviiadolf)的女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瑞典王国公主克里斯蒂娜,是古斯塔夫二世和王后所生唯一存活的合法继承人,此女,或能配得上堪儿,她,就是大齐的皇后。”
刘堪手中茶杯掉落。
“吾儿不必激动,半年前,朕已派使团前往瑞典国,向古二爷提亲,想来这会儿快到了。”
注:
1、广东采珠指的是采取合浦县特产的海水珠,明朝合浦县隶属于广东布政使司辖下的廉州。合浦珍珠自古闻名,一直受皇室青睐···嘉靖八年五月十八日,世宗下诏采珠,地方于八月二十八日正式开采。正好赶上风汛期,“值潮水泛涨,风汛不便”。到十二月中旬,船夫病故三百余名,溺死二百八十余名,风浪打坏船大小七十六只,又飘流无著人船三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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