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等曹了钧说话，杨少祥就抢先说，“你们别听老曹故弄玄虚，他就是吃错药了，给杨医生发现，救了他一命。”
酝酿情绪，就要说自已传世故事的曹了钧被他这一打岔，直翻白眼。
但，在场中，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听说过曹了钧的故事，现在他愿意分享出来，大家肯定愿意听。
“68年的时候，我跟杨队都被分配到英德干校，当时大家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一起劳动，然而，我比较年轻，主要干的都是重活，比如打石、建房、挑重担都是我的活儿，除此之外，插秧割稻，犁田耙田，还要负责放牛。”
说到这里，曹了钧停顿一下。
这个时代，不少名人都要放牛，比如关老，当年也要放牛，而且还头缺鼻、好斗的公牛，根本无绳可牵。
不仅如此，每夜都必须按时将公牛带回，若公牛与其他牛发生争斗，或是踩到河田，都是被处分的。
苏亦想到这，只能感慨，美院的师生似乎跟牛都挺有缘分，因为，除了关老之外，他老爸苏哲也需要放牛，不仅如此，要是养的牛掉膘了，后果很严重的。
唐朝诗人吕岩有一首诗《牧童》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然而，这个年代放牛，远没有牧童生活的恬静与闲适。
曹了钧的经历，也好不到那里去。
他说，“由于太累腰痛，在茶场的总医院开了一瓶止痛药，我以为是虎骨酒回来一口就全喝完了。晚上感到全身发烫，眼前一片模糊，我感到自已可能吃错药了，挣扎着拿出病历走到当时的校部医务室，敲开了医务室的门，当时的值班医生就是杨队的夫人杨碧云医生，我告诉他，我喝完了医院开的药就感到很难受，我在神志模糊中，听到杨医生说:‘不行了，瞳孔都放大了，要立即到总场医院抢救。’接下来我就失去了知觉，在总医院抢救了一晚我被抢救回来，原来我喝的不是虎骨酒而是‘巅茄酊’，要没杨医生，你们今天也不可能见到我了。”
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好笑。
也没有人笑
剩下的只是庆幸。
杨少祥也没有再开玩笑，而是说，“虎骨酒跟巅茄酊味道，你分不出来？”
曹了钧苦笑，“我当时也是腰疼糊涂了，反正这玩意味道怪怪的。”
杨少祥说，“也算是你命硬了。”
这个时候，杨式挺才跟佛山博物馆的陈志杰走过来，听到曹了钧的话，也说道，“小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说着，就招呼着众人把采购的物资搬到工作站，然后准备开饭。
工作站是在佛山祖庙博物馆。
这也是一个临时的安置地点。
说到考古工作站，跟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就是梁思永。
1931年的时候，梁思永主持发掘后岗遗址，也就是著名后岗三叠层的后岗遗址。
当时，梁思永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作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实际上，在没有工作站制度的时候，考古研究人员跟考古技工，完全是脱节的，研究人员住在城里，技工就住在工地，一来一去之间极为不便，不仅如此，也便于管理者管理队伍，不然，队伍散漫风气盛行，就不好带了。
祖庙博物馆，其实就是58年的时候在祖庙原址成立的一个博物馆，所以祖庙既是庙也是博物馆，而且，祖庙的历史很长，北宋元丰年间始建，然后经过明清两朝的重修扩建才有现今的规模。
之所以把祖庙当成工作站，完全是因为祖庙跟河宕遗址一样，都是在同在禅城，佛山的一个区。
不算太远，还是佛山文物系统下面的单位，地方大，不仅可以供多人入住，而且还可以存放出土遗物，后者，更加重要。
其实，现在已经六月，河宕遗址的发掘差不多进入收尾阶段。
不然，杨式挺也没有时间返回省博接见苏亦。
所以，苏亦跟沈明第一天到祖庙这边，也没有着急下工地，还可以悠哉的吃一顿午饭。
吃饭的时候，曹了钧继续说他当年在干校的经历。
因为这一顿有鱼。
然而，曹了钧却不吃鱼。
曹了钧说，“68年的冬天特别冷，英德都结冰了，当年干校条件非常艰苦，每餐就
然而，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
“72年的时候，高强度的劳动，加上我一直咳嗽的毛病，让我的身体累垮了，去医务室看病的时候，又遇到杨碧云医生了，这一次，杨医生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因为他听诊之后，发现我的心脏有杂音，诊断出我可能患有风湿性心脏病，需要到广州大医院确诊。然而，当时，回广州非常不容易，因为干校这边不能随便请假，这时，只有杨医生一人有权开具回广州的诊单，如果当时，杨医生要是稍微犹豫，我也扛不住那个冬天了，因为我回广州医院检查的时候，确实确诊有风险性心脏病，必须要减少体力劳动，要没杨医生，当时的劳动强度，我人早没了。”
“这一切，都因为当年要吃鱼。所以，后来我就再没有吃鱼了，就是提醒自已，要时刻注意身体，人要是没了，我的活谁干啊？”
这话，让一贯要开曹了钧玩笑的杨少祥也满脸嘘唏。
苏亦忍不住感慨，“世人皆苦，唯心不易，众人皆累，却竭力前行。曹师兄，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