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年五月初三，辰正（八点）刚过，吉林城北巴尔虎门北五里外。
铸炮厂大门已经站满了一群满清官员，像是要迎接哪位大人物。
过了不多时，一队人数在两百人的戎装甲胄骑兵从巴尔虎门的方向缓缓而来，队伍当中的是一顶硕大的绿呢八抬大轿。
随着仪仗经过，道路两旁的行人纷纷下跪磕头。等队伍走过之后，这才起身继续赶路。
等队伍到了炮厂门口时，等候的满清官员和炮厂匠头一起跪地行礼。
随着三声号炮响起，轿帘一掀，走出了一位双目细长、面白微须的中年人，身穿一件四爪蟒袍，外罩黄马褂，帽子上的红宝石顶子和双眼花翎在晨光下熠熠生辉。正是一等嘉勇侯、协办大学士、吉林将军福康安。
乾隆五十年二月初，军机处将乾隆的一旨诏谕明发天下。任命大学士阿桂为经略大臣，节制黑龙江、吉林、盛京军务。任命大学士福康安为吉林将军，提督吉林、黑龙江及各地征调兵马。
此时铸炮厂门外，一众负责官员和工匠头目皆伏地跪拜。福康安扬了扬马鞭，道：“都起来吧。”说完，便一路直行，进了炮厂大门。身后的亲兵和手下参赞也都跟了上去。
一行人走进炮厂内，只见白烟弥漫，空气中热气腾腾，跟炮厂外完全是两个世界。上千名铁匠、木匠以及帮工民夫都在忙碌着。铁打之声、锯木敲击之声连绵不绝。
此时众人见到福康安到来，纷纷放下手中工作，正要大礼参拜。福康安对陪同的工部官员道：“虚礼就不必了，各自干活是正办。”
那官员连忙对场中工匠们喊道：“提督大人恩典，众人免礼！”
“谢大人！”一众工匠冲着福康安躬了躬身子，又低头继续忙了起来。
随行的工部官员一边走一边向福康安介绍两侧的各个院落道：“大人请看，这里是铸造大将军炮的，紧挨着的那处是化铜炉。右侧是铸造二将军炮、冲天炮、子母炮的，旁边就是化铁炉。刚才进门那个院子是制作炮车的地方。东边的院子是铸造炮子的所在。”
这处炮厂的内部布局是仿照京城雍和宫东侧的炮局而设。此时的吉林城北，像这样的兵工厂还有几处，有制作火枪的、制作火箭的（用于焚烧堡垒及粮草）、制作开花弹的等。
众人走到一门刚铸好的大将军炮跟前，福康安仔细看了一下这门炮，对负责的工部官员问道：“这炮试了吗？”
“回大人的话，这炮前日刚刚铸好，还未演放。”
福康安听了，不置可否，他走上前伸手摸了摸冰凉的炮身，然后问道：“这炮的炮子多重？”
“三斤五两。”
乾隆二十一年，由工部上奏，皇帝批准，清廷确定了以“子母炮、威远炮、靖氛炮、决胜炮、得胜炮、行营炮、靖平炮、提行炮、铁行炮、靖海炮......”等85种火炮作为八旗和绿营的制式武器。
从火炮的形制上讲，满清是按照炮身重量，分为轻、重两类火炮。比如从五百六十斤到七千斤的都算重型火炮，从三百九十斤到二十七斤的则属于轻型火炮。而同期的西方火炮多以倍径、口径或炮弹重量分类，例如长管炮、臼炮，3磅炮、6磅炮等。其中长管炮的倍径都在15倍以上。
在实际使用中，清军的火炮品种多以生产批次而非形制来命名。即便是一个省内不同年份造的两架同名的大炮，也往往在炮身重量上相差悬殊。
重型火炮的制作材料一般选用铜六锌四的黄铜（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镕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唯人打造。）而轻型火炮则采用产自福建或是山西的熟铁。
清代火器的管体材料的冶炼方法多承明制，炮厂内的化铜炉或化铁炉都紧挨着铸造车间。福康安一行人走到生产重炮模具的院内时，一群炮匠正在制作泥模。随行的工部官员刚想介绍，福康安一摆手就制止了他。他这些年久经战阵，对火炮的使用毫不陌生，但对制作还是一知半解。
此时几个木匠正在院子内，聚精会神的给一架炮模上泥。这个用杉木镟好的炮模被放置在一个半人多高的木架子上，木制的炮模两头做出了长出一尺的轴头，上面绑着两根铁棍；扳动铁棍时，炮模就轻轻转动。
福康安注意到这个木模上已经装好了木制的炮耳、炮箍和花头字样，整个炮身上面刷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什么？”福康安指着那层黑乎乎的涂层问道。
工部官员连忙回道：“那是细煤灰。”
此时那几个工匠先是从筐子里拿起一把羊毛抖散，然后在一旁的泥水桶内沾满黄泥，再将沾满泥水的羊毛，用圆口薄木板在炮模的表面均匀的抹上薄薄的一层。几个工匠抹的十分仔细，每当一侧抹好之后，便转动铁棍继续涂抹。
“这泥水用的是上好的胶黄泥和筛过细砂调制而成，每层羊毛只能抹一寸厚，等泥阴干后再继续抹。反复多次方可成型。”
福康安身边的一个武将问道：“这羊毛要抹多厚？”
官员道：“泥之厚薄，比照铳口空径的一点六倍。如铳口径五寸，则模泥用八寸厚。”
“哦。”一众武馆恍然大悟，原来光是造个模子就有这么多讲究。
福康安听了也不理会，迈步走进院内正房，只见屋内有四个工匠，正在拿着工具给一个炮模上面缠着铁条。
那官员也不等他问话，轻声解释道：“上泥厚至三分之二时，须以粗铁条从头密缠至尾。缠完再照前法上泥。上泥至十分之九时，再以手指粗的大铁条均匀摆放模上以作骨髓。现在他们造的是永固大将军炮，需要用铁条十六根，然后再用一寸宽、五分厚的铁箍，均匀箍上八道。之后再照前法上泥，上完泥，阴凉干透方可。”
那官员见福康安等人听的仔细，说完便一抬手道：“大人请随我来。”众人跟着那官员出了这间屋，来到了另一处院子。还没进去时，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咚咚”的敲打之声。
福康安走进院子，只见几个工匠正在用大木锤奋力的敲打着一个炮模的木心。过了一会，木心被敲出，一个工匠拿着个小铲子，从脚下的火盆内铲出炭火入放进模内，这么做的目的一是要炼干泥模，二是为了烧化木制的铳耳铳箍及花头字样等件。
福康安好奇的问道：“这铳底和尾珠如何安放？”
那官员道：“等泥模冷却后，用鸡毛帚扫出灰渣。再将木铳模底安定，安上尾珠，按照前法上泥，上完候干。最后取出木模底，并用炭火烧化尾珠，等冷却后便可以下窑铸造了。”
随行的一个文员道：“照这个程序下来，一门炮铸好岂不是要几个月才行？”
那官员道：“正是如此。按规制，大号模具要等四个月，次号三个月，小号两个月，方可干透开铸。”
福康安脸色不虞的问道：“现在造了多少炮了？”
那官员回道：“永固大将军炮五门，神功将军炮二十门，二将军炮五十门，冲天炮五门，子母炮三十一门。”
所谓“二将军炮”是一种长约1.5米，炮口直径约5厘米，重120斤的铁炮；而“冲天炮”其实就是臼炮；大将军炮都是铜炮，从三千六百斤到七千斤不等；子母炮就是明代的佛郎机，铳九十五斤，生铁铸造，属于八旗内部的制式武器，绿营不能装备。
此时福康安满脸阴沉，显然是对铸炮进度极为不满。沉默了半晌才说道：“还是太少。我的军舰都要下水了，炮跟不上怎么行！”
那官员躬身道：“大人，属下前日已经写了呈文报送提督府和经略大人，希望能再调派一批炮匠。”
“缺多少？”
“眼下铜料、铁料、煤炭倒是不缺，工匠至少再有三百人才可以跟的上。”
“我看你们现在最缺的是做模具的人吧？”
“大人英明。”
福康安一摆手道：“再给你调五百人！我只要快！七月份大军北上，你要是敢耽误了我的炮，我就要你的脑袋！”
那官员一脸严肃的躬身行礼道：“敢不从命！”
视察完炮厂生产，下午福康安一行又观看了已经铸好的火炮进行演放。炮声隆隆的试射场上，一个身穿清军武官服的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格外引人注目。
此人名叫安东尼.谢杰利.尼科夫，是第七届“沙俄驻京办”（沙俄派驻清廷的第七届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成员。福康安征调这位安东尼教士的原因有二，一是想让此人去当使者，劝说西拉河口的“鄂罗斯人”投降；第二就是此人精于使用象限仪，要让他来为新造火炮编制射表。
只见安东尼教士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仪器，在每一门火炮上都要进行一番测量调试，然后才让人开炮射击。等观察完炮弹落点之后，一旁的一个笔帖式就在册子上进行数据记录。
福康安看过了一会，便命人将安东尼教士叫了过来。
“安教士，这象限仪用的还好？”
“尊敬的侯爵大人，这架象限仪的做工非常精致。有了它，射表的制作将会非常容易。可惜只有一架，要是再多做几个就好了。”
福康安听了只是微笑，并未作答。
这架“测炮象限仪”还是福康安奏请乾隆仿造的，全大清国也就两个。一台被放在内务府库中，偶尔会拿出来用于京城炮局的新炮射表制作，一台就在这里。福康安这边用完了，回去之后还得交还内务府。
话说“象限仪”作为火炮施放时的测量工具，自明末已经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只不过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在文献中也少有记载。
安东尼教士手里拿的象限仪通体用铜铸造。高不到一尺，下接三角形的黑色檀木底座。
整个仪器由两个90度直角的四分之一圆（象限仪）所组成，底座上设有一个带有刻度的中空方柱。方柱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小孔。一个象限仪位于方柱的顶端，另一个呈90度直角位于侧下方。两个象限仪的圆心处，都有一根铜条制成的坠线。当底座放在一个前后左右都处于水平的位置时，两根坠线的刻度都归于垂直零度。
使用的时候，将象限仪放在炮管末端，通过上方的象限仪坠线的刻度，确定炮口的抬升角度；而中间那个中空的横方柱上有一个小孔，通过小孔与炮口处的星斗吻合。
这架“测炮象限仪”的先进程度在于，一是以360度分圆体系代替了48度的铳规测量，对火炮发射角的测试精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测炮象限仪”是由正交的两面象限仪所构成，一面可以方便地测定大炮的发射角，同时利用另一面对目标进行瞄准操作。
恭送福康安一行离开射击场后，安东尼教士继续进行射表编制工作。此时的他一方面感觉很幸运，终于能离开封闭的修道院，跟随大清国那位著名的侯爵大人来北方一游，顺便记录一下沿途的地理风光。
别看第七届“沙俄驻京办”拢共才十名教士成员，屁事一点儿都不少，成天就是内斗，矛盾冲突相当多。例如，“驻京办”副主任奥尔洛夫怀恨正主任--传教士团团长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两次写信回国控告，请求把正主任遣返，自己来接替......但是当那位“副主任”还在不停控告的时候，他自己却被首先遣返了。
可另一方面，让安东尼教士颇为头疼的是，自从去年九月中旬以后，传教团在北京城的处境突然就变得极为恶劣。
这事吧，主要是因为赵新等人被乾隆当成了鄂罗斯人......
自福康安兵败之后，小心眼儿的乾隆一怒之下便下令封了北京城的修道院，禁止里面的东正教传教士外出；同时还让步兵统领衙门设置了戒备森严的岗哨，并在使馆的大门上钉上一道死刑令，威慑那些胆敢进入修道院的北京城百姓。
事情发生后，“驻京办主任”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十分愤怒，他连着写了三封信托人带回国内，要求严查到底是谁在破坏两国关系。他在信中反复提到，因为某些蠢货盲目无知的挑衅举动，害的他和其他“驻京办”成员成了清帝国的人质，在北京城受到了严格管控，完全是被软禁了！
众教士私下讨论一番后，认为最只得怀疑的对象就是勘察加的那群皮毛贩子和鱼贩子。想来想去，搞不好就是那个曾经去岛国探险的拉斯托契金干的！
1773年，拉斯托契金通过在远东的渔业活动，敏锐的感觉到了南方可能有获取巨额利益的机会。于是他用自己的私人财产以及从其他贵族、商人那里得来的赞助，购买装备了等外帆舰“尼古拉斯号”，并且因此行为受到了帝国首相和勘察加当地指挥官的认可，成为了沙俄的一名海军上尉。
他于在1775年出行前往岛国探险，然而首次航行的尼古拉斯号就在鄂霍次克海倾覆。等第二次时，船队又在在乌鲁普岛附近遇到了台风。1778年，拉斯托契金的舰队成功航行至了库纳施尔岛（即国后岛），并在此地的虾夷人向导带领下，来到厚岸与松前藩展开了谈判，但是不愿意惹麻烦的松前藩表示，贸易的问题只能在长崎谈，也不会为他领航至长崎。
众教士最终一致认为，就是这个天杀的鱼贩子搞出的烂事！他难道不知道在没有女皇的授权下，私自破坏两国关系是要上绞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