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既需要朝廷内部的影响力推动，需要说服皇帝。
还需要的，就是借助这种资本流动的大势。
现如今的大顺，一共四大资本集团，每个资本集团的后面，都站着不同的势力。
如今资本实力最强，但根基最浅的，就是背后站着皇帝、刘钰和一众大顺的老兄弟勋贵们的松江府财阀集团。
通过股份制的垄断整合，以及朝廷将各国商馆迁徙到松江府的行政干涉举动，使得这个资本集团在二十年内异军突起。
利用封建王朝的朝堂力量，干掉了背后势力最弱的广东买办集团。迫使原本依靠澳门和广州的买办集团，要么转行去走私鸦片，要么北上松江府“投诚”，顺便逼出来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岭南大庾岭起义。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资本集团。
以江南士绅为后台势力；以宗族关系和师生关系、门客体系为支柱；手里捏着盐与运河这两个摇钱树的两淮资本集团。
脱胎于两淮盐业，江南地区商业竞争的失败者、依靠大顺对准噶尔战争和移民西域而东山再起，背后站着西北军功新贵、西南改土归流和入藏军功新贵的陕西资本集团。
脱胎于前朝两淮盐业，经历过大顺开国拉锯战胜利后被大清洗的旧晋商集团的漏网之鱼，在大顺犁庭扫穴、收服漠北、与罗刹勘界之后重新崛起的，以山西人和京畿达官为后台的山西京畿资本集团。
如今这四大资本集团闹了出三国演义。
晋、京资本集团，全程看戏。
反正他们的主营业务，是蒙古的皮货、盐、碱、往罗刹国卖的大黄、茶叶，给蒙古贵族放高利贷、卖烟草、烈酒。
他们在国内的势力重心是山西、蒙古；国外的势力重心，是圣彼得堡；重要的交易口岸，是色楞格河、贝加尔一带。
南边的事，他们既不想插手，也没能力插手。强龙还不压地头蛇，猛龙还不过江呢，况且他们南下的话哪里算什么猛龙呢。
剩下三家，则就很有意思了。
大顺日后的战略重心，是南下。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变动，燧发枪配刺刀加棱堡，使得深入潜意识的北方威胁其实已经消失了。
罗刹人就算自古就是食草民族，现在都不能以五千人规模过西伯利亚，那得是食苔藓民族才能办到的奇迹。
以史为鉴已然制度化思维的大顺虽有隐约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很难这么快完成战略重心的重新调整。
整个战略布局的改变，包括运河、盐政种种，都要与这个大战略相配套。
南下的南，是以京城为中心点的南。
包括入藏、缅甸、西南改土归流、南洋、印度等等方向。
陕西资本集团的崛起，和大顺征准噶尔、移民西域、在蒙古高原修棱堡驿站，有直接关系。
北方战争结束之后，大顺又开始加强西南改土归流的强度，开始驻军雪山，开始对川西高原进行围剿。
调动的主要兵力，肯定还是西京军。
而西北边军和陕西资本集团的关系不言自明，伴随着西南改土归流政策的加剧，陕西资本凭着对置办后勤的熟悉，开始大规模入川。
他们背后的军中新贵阶层，和刘钰的关系都不错。
一方面西北边军里有不少青州军的老人，另一方面是刘钰主持的军改给了他们这么容易立功的机会。
刘钰不是权臣，皇帝让他死，他除非提前跑路否则必死的那种，最多算条看起来很老实的忠犬。
但不是权臣，并不代表他在西北这边没有威望和影响力。调动军队他肯定是调动不了，写封信让人帮个忙还是很容易的。
现在看南方的局面，就非常清晰了。
从资本的角度看，是松江府财团和陕西财团，想要合伙弄死两淮财团。
陕西资本集团非常想要湘、楚这两块大市场，河南占不了，但湘楚人口也足够让卖盐大赚一笔了。
松江府资本集团，非常支持废运河，也非常想要大量的资本流入，以便于他们对外扩张，攫取世界市场。想要大量资本流入，那就得干掉一拨人，吃他们的血肉，干谁？
反正是既不可能去干老死不相往来、全程看热闹的在蒙古放贷往罗刹卖茶的那群人。
也不可能去喝那些隔着八丈远，而且明显吃不饱的陕西资本集团，自然也就只能是琢磨着吃两淮资本集团了。
站在朝廷内部势力和路线斗争的角度看。
当年的榆林、延安老兄弟勋贵们，现在找到了新的发财路子，那就是海外扩张。
而这几年征准、西南改土归流、入藏崛起的新军功勋贵集团，他们极度渴望战争，他们是最能理解什么叫“独汉以强亡”真正意义的一群人，巴不得在边境地区整天打仗好刷军功——朝中喊着要郡县汉四郡静海军节度使胁迫缅甸等口号最响的一群人。
西南和入藏，四川都是最好的基地。那么，让四川发展起来、让四川的盐收到钱便于周转军费，他们肯定是支持的。
这就是路线斗争问题。
以刘钰为首的老勋贵集团、和以这几年战争爬上来的新军事贵族集团，是强烈要求对外扩张的。
而对外扩张的前提，是内部稳定，是内部能收的上来钱，是内部不要把钱花费在高额的修运河、赈济洪泽湖每年洪灾上。
要把钱用在造军舰、造大炮、买军装、发军饷上。
这群人，是油门。
而以两淮盐业、运河贸易为经济基础的士绅集团，他们则是帝国的刹车。
他们保守，因为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地租，对外扩张的好处他们没看到，只看到刘钰打下南洋、大量稻米入境之后，他妈的原本卖一两银子的租子，现在只能卖八钱银子了。
对外扩张抽象上来讲，对帝国是有好处的。
但要考虑大顺的特殊性。
英国的保守派，包括土地贵族、乡绅集团，他们支持对外扩张。
因为，他们的地租和英国的呢绒出口息息相关：呢绒不是英国特产，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奥地利，全都能搓呢绒。
不进则退。没有退路可言。
大顺的保守派，尤其是乡绅集团、土地主，他们为什么支持对外扩张？怎么可能支持对外扩张？
丝绸生丝，不是呢绒。
对不起，全世界最优秀的货就在我这，爱买不买。
不买？不买就学法国，搞国产替代，三年之内差点让高端丝织业崩盘，里昂的高端丝织工匠怒骂科尔贝尔的“遗毒”；或者，不买就学瑞典，拍拍脑袋，要在靠近北极圈的斯德哥尔摩养蚕。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江南的生丝不愁卖。哪怕到太平洋铁路修好的年代，西海岸港口的生丝也是往东海岸的重要货物。
坐在家里也能收钱，拿着枪炮打出去也能收钱，而两者收的钱是一样多的，谁脑子有病啊往外打？
哪怕是松江府集团，那也是被刘钰用鞭子抽、顺便在棍子上绑个胡萝卜抽出来的进步。实际上，去大西洋夺取东方贸易主导权的效费比，现在看真的不怎么高，如果不提前考虑工业革命的市场问题的话。
毕竟当买办躺着赚钱多舒服啊，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也想躺着赚钱卖东方棉布嘛。
只是其国内的羊毛地主阶级势力大，不准他们躺着赚，用套上议会皮的封建铁拳教了教他们，让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况且来说，对外扩张，需要税收，税改动的谁的利益？南洋物产的大米疯狂往国内运，稳定国内米价，动的又是谁的利益？
甚至于，刘钰整合了对外贸易的力量，动用各种手段快速完成了垄断，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原来丹麦、瑞典、葡萄牙、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大家都来买货。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制茶业最风光的三五年，就是奥斯坦德公司没解散之前，在广州打贸易战要破英荷茶叶垄断的时候。
现在呢？现在是松江府资本集团拿到了定价权，给个差不多的价，爱卖不卖。
有本事，你自己送到加尔各的、自己送到孟买去走私嘛。
问题是一群读经的，知道孟买在哪吗？知道什么叫季风什么叫洋流什么叫印度洋暴风季吗？
这几年还好点了，也就是刘钰非要搞纸币兑换控制白银，不然就凭海商手里的白银，能把那些生产者玩死：操控银钱价比浮动，收获算铜钱、卖货算白银。发钞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而作为这些保守集团的对立面，或者说因为航海贸易的出现导致的旧统治集团的分化——在英国，航海贸易的发展，使得旧统治集团和新兴阶层合流，对外扩张维系地租；在大顺，航海贸易的发展，使得旧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
勋贵和士绅，原本都是地主阶级。
就像是英国的乡绅，原本也都是地主阶级。
但伴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在英国，一部分乡绅依旧靠地租生活，另一部分乡绅则将地租收入投入到航海贸易当中赚取股息。
在大顺，乡绅还是乡绅，而大顺的老勋贵们已经升无可升，只能如前朝勋贵那边把兴趣放在钱上。
前朝没办法，只好并地；本朝有海贸，自然投资海贸。前朝也不是没海贸意识，只是永乐帝非要吃独食，皇家垄断香料贸易，用的陆权和海岸线太长导致的特色版的《航海条例》和《垄断授权法》。而且吃的太急了，吃独食你当董事长别人都打工哪行啊，也得给他们当股东的机会才行。再说学学荷兰人，用倒牛奶思维，把大量香料烧了以便涨价也行啊，结果几年就把香料价弄崩了。
大顺这边这种分化的根源，要追述到大顺开国的那段历史。
定制度的时候，皇帝没有太多皇庄，也没有广封子嗣就藩。一群勋贵蹲在京城，打仗的时候出去带兵，不打仗的时候在京城“蹲监狱”，弄地则因为大顺开国的记忆抓的极严。
一些“老战士”、“老五营”身份的“良家子”，直接归皇帝管，他们的地不能动，就是个优化版从农奴升到小贵族的军户制。
没办法过度兼并，海外贸易的口子一开，自然是疯狂往里面挤。
而这几年新崛起的军功勋贵……那就更简单了。
你刘钰能靠着打仗，从个勋卫一路封到了公爵，我们缘何不能？
你升完了，就说独汉以强亡，要防止过度扩张，要防擅启边衅，他妈的你没封爵的时候在边境搞事搞得比我们还欢呢。
现如今军改之后，刷军功容易多了，不趁着这个机会，觅封侯，挤到上层勋贵圈子里，还等啥？
不打仗，怎么封爵？不打仗，怎么升官发财？不打仗，自己的儿子怎么能出生就有蒙荫的勋卫散骑舍人之类的铁饭碗？
勋贵圈子就那么大，就算现在没机会混到那个开口就是“当年我祖爷爷跟着太祖皇帝弄死那个姓艾的驴毬子的时候”；或者“当年我祖爷爷跟着太宗世宗皇帝在天保府以数千偏师顶了阿济格吴三桂几个月的时候”的圈子，但现在对外战争的上升通道是有机会让子孙和那个圈子里的人谈笑风生的。
要说新旧勋贵之间有没有矛盾？
有，就是先强后弱还是先弱后强的分歧。
是先西进印度夺大西洋贸易权再慢慢整合朝贡圈？
还是先吃嘴边的肉把朝贡圈吃干净再往外打？
但这是非对抗性矛盾。
在主要的“对外扩张”还是“保守封闭”的大矛盾上，新旧军事贵族的利益是一致的。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大矛盾压着小矛盾。
陕、松两大资本集团要弄死两淮资本集团，除了两淮资本，饥饿难耐的两大资本集团找不到更好的血食。
新军功勋贵和旧军功勋贵，则要趁机打压士绅阶层的话语权，改革内部税收体系、调整战略中心，为对外扩张的转型做准备。
此种大背景下，刘钰在约见这些私盐走私贩子之前，就连续给皇帝上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三、第四封奏疏。
而把这场“战术变法”，上升为“战略变法”的撬棍、支点，就是眼前这几个看起来不甚起眼的私盐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