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安排什么人给他们讲课？”
“我们安排有信访部门、司法部门、公安部门的同志讲课。”
“一天上多少课？”
“正常的是每天上两堂课。”
“现在还在办么？”
面对这个问题，这位县委书记回答就很慎重了，想了一下，忽然看了一眼同来的县长，“好像没办了吧？”
意思他不是太清楚，县长可能更清楚情况。
县长的眼睛都绿了，这不是拖个垫背的吗？
自己要是回答没办了，可如果查证起来，自己不是说假话么？可要是答应在办，表示县委书记不清楚这事儿，自己不但清楚，而且还在允许办，那责任是不是大多都揽到身上了？
这位县委咬着牙，最后道：“书记您说上面关于稳定抓得严，考核是一票否决，让政府把这事整好，我们只好按你的指示坚持抓好落实……。”
县委书记的脸色也立即变了，如果不是当着的面，估计二人要来个短兵相接了。
曾家辉才不会理会他们之间的互相“咬人”，严肃的说道：“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基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矛盾。”
“是，是。”
“一票否决就让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知道这叫干的什么事么？”
曾还是那一副淡淡的语气。
他自己在基层干过工作，知道工作的艰辛，既要管好下面一摊子的事，又要上面的检查与考核，确实不容易，但自己不采取有效的办法解决好问题，而采取这种错误的做法，那就不可原谅了。只是，作为县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的行为被、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也不能全盘否定，只有经历过基层工作的人，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
许多问题都值得深刻反思！
这正是曾没有雷庭震怒的原因。
事已至此，这两位县里的一把手都捏着好几把汗，“，这每年重要时段、重大会议召开之时，是看准时机进京啊，他们一旦上去，省、市、县都要安排专人去接人回来，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前去，到省、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其他不说，就是这个费用我们都负担不起了。以前，我们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到国庆等时期，县里都要统一部署，派出干部24小时跟随那些专业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一次耗时十天半月。一年下来有多少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一个县有几十上百人，费用支出几百上千万，像我们那样的穷县，实在是负担不起。可是，如果一不小心失控，还要到火车站、汽车站分头堵截，堵不住就到京接人，耗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了。因此没办法，才这样………”
“你觉得还有道理了？”曾凌厉的目光在这两位县领导的脸上扫了一遍，“你办班不也失败了吗，那你是不是想采取更过火的措施，甚至比那些都行为更过激一点？说吧，还想怎么做？”
人盯人的办法，曾做过县委书记，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以前自己在县里的时候，领导下来视察，根据上级指示，县里不得不把“不稳定分子”监控在视线之内。虽然不会采取过分措施，但总会想方设法把人盯好的……。
他只是痛恨这种办所谓做法，这哪儿还是“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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