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代理律师也阐述了大量的事例。于是，港媒负责人与曾家辉、双方律师等就“一般损失”和“特殊损失”唇枪舌剑的展开争论，各自引经据典，宏论滔滔。
这是一场内地与香港实业体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名誉损失与经济损失之间的争论，法官也是兴趣盎然的加入了讨论，他举例说：“有一位医生原来的病人很多，后来名誉受到损害，只剩下几个病人了，你怎样证明那些不来就诊的人与医生的名誉受损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他不是袒护港媒，而是考量内陆的法律知识。
曾家辉一听说笑，道：“病人生病了是一定要看病的，可他原来一直在这个名誉受损的医生这儿看病，就因为有人诽谤他看病存在问题，于是今后就不来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法官不解，“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
曾家辉道：“就如港媒称的那七千万捐款，他过去每年都会几千万捐给希望工程，他一直在做慈善事业，可这个失实报道出来以后，他再没有给希望工程捐过一分钱，这难道说明不了问题？”
“有点道理。”
法官算是明白了，可数额怎么算，他还是表示没依据。
对此，曾家辉提出电话连线询问。
法官表示认可。
于是，法庭上别开生命的玩了一回电话连线，表明大体上的意思之后，由曾家辉亲自向对方提问题。
曾家辉倒是胸有成竹，先来了一句题外话，表达了青基会对他支持内地希望工程感谢之意，然后道：“您在这个报道出现以前，连接三年按四千万、五千万、七千万的数额向希望工程捐款，这事还记得吗？”
电话传来那位捐款人的肯定声音，“当然记得。”
“如果这有这个失实的报道，您还会接着捐款吗？”
“会的。”
“原来的目标是希望工程么？”
“当然，香港回归之后，我一直乐意为内地教育事件做慈善事业。”
“每年准备捐款多少？”
“当然是逐年增加，每年不会少于那七千万。”
“好的，谢谢您。”
通完电话，曾家辉向法官道：“相信您明白了，他原计划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而且每年的数额会增加。如果仅按他最后一次捐款七千万计算，这六年他就会至少向希望工程捐4.2亿……”
法官不好决断，只能表示，“如果青基会这次官司胜诉，港媒无疑将做出赔偿。可这一事体重大，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是另一方的反对理由。”
如果胜诉，还需要考虑对方的反对理由？
曾家辉对这个表示不理解，“如果我们败诉，那是无话可说。但只要我们胜诉，对方就存在让希望工程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必须赔偿。”
法官无奈，只能说：“赔偿是肯定的，但数额方面恐怕无法按你们提的方式计算………”
“法治过程中不存在‘无法’一说，不然这个官司将永远打下去，只要继续一天，对方的赔偿就会增加一点，这就是我们的计算方式。”
“您这位内陆的官员真有意思。”
“不因为我是内地官员，而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曾家辉是据理力陈。
法官倒是没再多说，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接着审理吧。”
当天晚上，曾家辉把随行的几名人员叫到一起，对于即将进入的下一个审理环节，他们作了大量的分析，也准备了许多预案，知道在赔偿方面，一定会遇到新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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