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紫禁城传出消息，前吏部郎中孙传庭被提拔为贵州知府，这使得原本动荡的朝廷更加波涛汹涌。或许是由于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不服从朝廷的边疆地区，再加上天子刚刚重新启用东林党领袖钱龙锡，因此朝廷对于孙传庭担任贵州知府的决定并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
虽然有些负责监察的御史对此提出质疑，但在大势所趋下，没人真正关注他们的看法。随着钱龙锡正式官复原职，那些“虎视眈眈”的东林官员仿佛嗅到腥味的野猫，又开始蠢蠢欲动。特别是前任内阁首辅韩爌的长子进京后，北京城的局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许多人摩拳擦掌，等待下一次的较量。
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承载了“东林”重返京城的重任，刚刚接手詹事府的钱龙锡立即给皇宫中的天子出了一个“难题”。
为了给他制造声势，各种奏折像雪花一样飞到了朱由检的案头，也让朱由检初次领略了东林党的真正“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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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事府的钱龙锡上疏，请求督催端王、惠王、桂王三位皇叔离京前往封地，各位大臣有何见解。”
乾清宫的暖阁里，穿着常服的朱由检面无表情地敲打着面前的桌子，声音中听不出喜怒，让人无法揣测他的心思。
虽然知道“东林”进京必定会带来一些麻烦，但从维持朝廷稳定的考虑，他还是让钱龙锡官复原职。
但他没想到，“东林党”竟然如此急躁，或者说他们的野心竟如此之大。
钱龙锡刚刚恢复职位，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发难”，而他所上奏的内容恰恰是他所负责的事务。
话音刚落，人头攒动的乾清宫暖阁立刻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惊讶。
当年的万历皇帝除了早夭的孩子外，共有五个儿子长大成人。
除了登基不足一月便去世的“泰昌皇帝”朱常洛，以及提前前往河南洛阳就藩的福王朱常洵，还有三个儿子未曾离京去封地，一直住在京城的“十王府”。
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大明的皇子在成年后应立即离京就藩，以防“国本不稳”。
在万历年间，由于“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长期深居宫中，既不册立太子，也不分封儿子为亲王，以此表达对朝臣的不满。
尽管最后在群臣和李太后的压力下，他最终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其余三个儿子分别为端王、惠王、桂王，但除了福王朱常洵顺利去了洛阳，端王、惠王、桂王始终留在京城。
按道理，万历皇帝驾崩后，安排端王、惠王、桂王离京就藩的责任就落在了新帝朱常洛身上。
可惜朱常洛“命薄”，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根本没来得及安排他的三个弟弟。
等到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后，或许是沉迷于木工，忘记了三位皇叔，或者是辽东战事紧张，国库吃紧，此事仍然被搁置。
在这种心照不宣的情况下，这三位成年的“皇叔”一直在繁华的“十王府”居住，成为了京城中的“隐形人”。
然而现在，钱龙锡的这份奏折打破了多年的“默契”，使朱由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今局势紧张，如果选择对yulun的提议“保留意见”，恐怕会被指责为“不孝”。如果勉强答应，让“东林”势力再次稳固，这还是次要，主要问题是会劳民伤财。“陛下，”沉默片刻，李国普，这位从天启朝开始留任的大臣，起身拱手说，“三位王爷在京都多年，确实有些不妥……”他没说完，因为他注意到天子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 “阁老，”朱由检挥手打断，声音有些不耐烦，“朕当然知道让皇叔长期在京并非妥善，但现在大明的局势艰难。” “辽东的建奴大军压境，西南的土司虎视眈眈，东南沿海的红夷人也在窥探我国。” “内外交困，朕真是进退维谷。” 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后，乾清宫暖阁里一片寂静，原本欲言又止的大臣们都下意识地闭嘴，脸上显现出深思的表情。就连坐在暖阁参与政事的两位礼部侍郎也一言不发，眉宇间同样充满忧虑。这些大臣与“东林”共事多年，明白詹事府少詹事钱龙锡的真实意图，也知道那些支持他的六科言官的想法。包括钱龙锡在内，几乎没有人与十王府的三位“闲散宗室”有联系。现在“东林”势力汹涌，只想在朝廷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在天子的“乾纲独断”下，现在的“东林”官员在朝廷中势单力薄，远不如以往的“众正盈朝”。在这种情况下，“东林”自然将注意力转向了宗室。在整个大明，除了活跃的朝臣，能对紫禁城中的天子产生影响的就是那些出身高贵的“皇室宗亲”。“各位爱卿都知道，目前大明的财政状况……” “即使毕尚书尽心尽力，也有些收支不平衡，朕的私库也所剩无几，实在是无能为力啊。”“不如暂时搁置，对于皇叔那边，朕会亲自去沟通。”看到大臣们的气氛有些“低落”，坐在案牍后的天子趁机说道，同时向身穿红袍的户部尚书毕自严投去求助的目光。“咳，阁老……”毕自严只需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天子的意思，他缓缓起身，在同僚的注视下，有些“尴尬”地向李国普等人拱手说：“户部现在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粮……”李国普闻言，与旁边的孙承宗和刘鸿训交换了个眼神，无奈地躬身应道：“臣遵旨。”
他们作为朝廷的"执政者"，却没有能够辅助"天子"，恐怕立刻就会被东林党人"群起而攻之"。
想到这里，李国普等人脑中忽然闪过一道灵光，也许钱龙锡等"东林派"这次发难的目标并非案牍之后的"天子"，而是针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