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莫斯科那边联系是日万科夫团队，也是西捷毛尼籍苏联后裔，他已经在西柏林和莫斯科之间来往十余次，从1
该研究员提出那项技术以十万美刀出售，日万科夫身上的只有一千余卢布和不到三千美刀，支票簿都没携带，明显。
经过不断交涉，他在里面被关了十九天才出来，人瘦了一大圈，本来圆乎乎的脸变得颧骨突出、熊猫眼明显，两眼无神，明显遭受了虐待。
他的命算是好的，恰巧处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集团反应速度也很快，又加上重世只是一家企业，所以没人愿意在这上面放大。
不过他还真狠，就在办事处呆着恢复身体，坚决不答应回西柏林，并从此每天都出去拜访技术人才，邀请他们参加在欧盟范围内即将举办的交流会。
几十年后，他在写回忆录时，就这次事件做了一个简单描述，“利用钓鱼方式引诱我上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照样将我投进监狱，并经受了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终于让我知道，我的爷爷奶奶为什么要带着一家逃往西捷毛尼国。没有法制，基本的规矩都没有，只有黑暗和恐怖。”
日万科夫一发狠，效率就高多了，他搞定了六个高级技术人员，通过他们再联系，他这个团队最终引进的高级技术人才达到526人。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陈政英和刘浩宇对这样的行为表示了愤慨，马上派出三个安保人员进入莫斯科，潜伏半年以后，给了那个研究员以沉重打击，余生在贫穷中渡过。
按他们的话讲，“抓住证据就算了，没证据就冤枉，那是作恶，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个时候，立陶宛已经正式宣布独立，其它加盟共和国纷纷效仿，特殊部门的精力不再在这个上面，根本没人去管那回事。
构陷别人，那个研究员受到了制裁，却没谁再去关注他这个受害者，也是一种悲哀。当然，这是题外话……
事实证明，龙建华的想法是很美好的，但现实却很残酷。
在四月进行的欧洲个研究分院举办的几个技术交流会上，从苏联过去的科学家只有九人，马上加入研究院的更是只有六人。
这一声势浩大的开场，只收到了这么一个成绩，让宇文星、赵翰远大失所望。
陈政英苦着脸说，“在联系的过程中，确定要来的应该有四十七人，可最终能成行的只有九个。基辅、莫斯科、明斯克一个都没来，来的都是一些工业不是很发达、大学不是很多的共和国。”
“据反馈回来的信息，我们联系的那些人，很多都受到了威胁，导致他们不敢请假，公派就更不用说，完全没机会。”
龙建华对此并没感到失望，他呵呵笑道，“进来六个就已经很不错。我看了那些人的简历，在各自领域还是有一些建树的。”
“我们建一个新工厂，需要有资金、技术、人员等等的准备，即使盈利能力再强的产品，都不可能在一年半年里盈利，更何况是这样的高级人才？”
“我为什么把刺激手段定为三年，也是考虑了投资回报周期的。相对产品而言，人的因素更复杂。”
赵翰远沉吟一会后说，“不得不承认，那六个还是很有水平的，其中一个是填补了我们研究院的空白，三个对航空研究所的力量增强有很大作用。”
“但是，既然那些没来的是因为被威吓，那今后再来的机会就很小。一家老小都在那里，不来也能生活，没必要受那种磨难。”
龙建华摇摇头，“既然已经改革，那就不会停止。看他们的趋势，也不会停止。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不是白费，而是在打基础。只要政策松动，允许自由出入，很多人还是会来的。我坚信这一点。”
陈政英点点头，“我也坚信。都在宣布独立，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火中取栗也好，浑水摸鱼也罢，现在都是最佳时机。”